文字、圖片/左岸文化提供

新的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的「城市造反事件」，在全球形成浪潮。快閃族在城市裡形成新的次文化，街頭與公園裡的枕頭大戰為城市生活帶來新的趣味（圖一）。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創意可以透過網路，在瞬間成為風潮與效仿的對象。在舊金山，Rebar將路邊停車位改造為臨時性公園的點子，隨者網路的傳播，迅速拓展，成為遍及世界上百個城市、一年一度的全球性活動。這些「城市造反」的做法，有人稱為「臨時性的城市主義」(Temporary Urbanism) ，也有人稱謂Pop-up與DIY，或是「游擊式的城市主義」(Guerrilla Urbanism) 。二?一二年，報導都市規劃議題的Planetizen網站，以「戰術性的城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為名，將這個運動列為年度最流行的規劃趨勢。同年在威尼斯建築展的美國展場中，「即興的介入」(Spontaneous Interventions)更成為年度的主題，非主流變成主流。

但這些雨後春筍般的市民行動，不僅是即興的創作，它們更可被視為是對傳統、僵化之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反諷，甚至是反叛。這些事件凸顯出城市空間的營造，不應只是被體制、專業與國家機器所操控，它也是市民所能發揮創意或向體制進行抵抗的領域。城市造反行動展現的是市民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它提示著人民才是城市的主人。

城市造反行動，其實並非是近年來才有的新現象。自古以來，底層社會的群眾即不斷在城市裡營造自我的空間。在江戶時代的東京，人們習於逃離下町管制嚴密的街區，到市郊去尋樂。朝鮮王朝時代的漢城（首爾），一般老百姓為了避免整天頻向在鐘路大道上騎馬而過的官員行大禮，便在後巷中走出一條捷徑，久而久之，成為熱鬧的平民生活與消費的場所。納粹時期的慕尼黑也有類似的經驗，行經Odeonsplatz廣場的民眾被要求必須行「希特勒禮」，對納粹主義反感的民眾於是開始走後巷，避開廣場的警衛。在台北的士林夜市以及大大小小的街頭巷道，攤販為了躲避警察的取締，發展出一套機動性的生存法則。這些都符合了俗稱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除了平日消極或積極的抵抗之外，戰術性的城市造反行動也有可能累積與爆發，成為有組織的運動與抗爭。二?一一年，從突尼西亞開展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就是因攤販遭不公的待遇與自焚所引起，長期累積的民怨一夕間爆發，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全民運動，並在突尼西亞與埃及推翻獨裁的政權。同年，「佔領華爾街行動」亦透過網路與社會媒體的動員，快速地成為全球抵抗資本主義與跨國企業霸權的新典範（圖二），「佔領」(Occupy) 成為新社會運動的代名詞，其精神與手段更影響後續如在土耳其Taksim廣場的抗爭行動。在巴西，「免收費運動」(Free Fare Movement) 也從Occupy得到靈感，以水平式的組織模式，引導了上百萬民眾上街頭，迫使政府讓步，取消公共運輸漲價的決策。城市造反孕育了社會的革命。

反叛：Insurgency

「造反」或「反叛」一詞雖然聽來聳動，但在學術與運動的論述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用來描是「反霸權」(counterhegemonic) 的各式行為。人類學家James Holston (1998) 用「反叛的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來顛覆傳統以國家為界定之公民權的定義，以反映日益多元的族群與居住形式。從「反叛的公民權」到「反叛的城市主義」，Holston (1998) 認為都市規劃需要對社會面進行再思考，以回應當代社會生活經驗的多樣性，跳脫正式的、簡化的行政體制。研究「全球南方」的都市規劃學者Faranak Miraftab (2009) 進一步形容「反叛式的規劃」為一整套邊緣族群所從事的反霸權實踐，它們可被視為是對新自由主義體制裡形式化與有限的公民參與的反證。Miraftab (2009: 33) 將這些體制內的公民參與，稱為「利用公民的同意與感受上的包容來追求霸權的『新自由包容』(neoliberal inclusion)」。

「反叛」的概念特別適合被用來討論邊緣族群對正式系統的抵抗或反制。對Holston (1998: 47) 而言，反叛的形式同時存在於有組織的草根動員以及平日的實踐，它們均「以不同的方式來反諷、推翻與顛覆政府的議程」。規劃學者Nihal Perera (2009) 進一步釐清反叛的行為與正式系統或體制的關係，他指出反叛的行動並非是獨立存在，而是經常與正式的系統糾纏在一起，使得在空間上做切割變成是幾乎不可能的事，他強調：「這些弱勢者在正式社會的邊緣與縫隙中所營造的空間，並無法完全取代霸權的空間敘事，但它們使這些敘事被在地化與脈絡化」(Perera 2009: 52)。

反叛的公共空間

二?一?年出版的「反叛的公共空間」(Insurgent Public Space) (Hou 2010) 一書（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其寫作過程見證了近年來世界各地城市造反活動的發展，Rebar的創始人之一Blaine Merker也是該書的作者之一，而出版之後更目睹了二?一一年爆發的全球社運與革命浪潮。「反叛的公共空間」一書是一項集體的創作，由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者與研究者合著，彙集出自不同文化與環境背景的案例，它所聚焦的是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所營造的公共空間，有別於體制內所生產的制式公共空間，這些反叛或人民自力營造的公共空間代表的是不同的社會關係、價值與認同。它們的營造特別使都市的邊緣族群，在管制重重的城市地景裡，得以有一席之地。

雖然原書在英美出版，但其實創作的原點是二??七年在泉州舉辦的第六屆環太平洋社區設計網絡會議上，一場名為「公共空間變奏曲」的討論，當時共有六篇文章，分別探討中國、日本、臺灣、與美國等地的另類公共空間案例。泉州會議之後，同年夏天OURS於台北市的山仔后社區舉辦了一場國際設計工作營—DIY: Design in Yangmingsan，針對美軍宿舍的保存與再利用提出發想，工作營的活動延續了泉州會議上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檢視。山仔后美軍宿舍特殊的歷史背景、社區脈絡與土地權屬，顛覆了傳統對公共空間的定義，而參與工作營的師生在基地上未被許可的集體與即興的創作，也突破了習慣性的規劃與設計手法。

這一連串的活動與對焦成為「反叛的公共空間」一書出版的推手。返美之後，我開始向一些專業同好邀稿，也藉由介紹而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隔年我在中原景觀系擔任客座教授的期間，完成了此書的主要編輯工作，而中原景觀系透過「大樹教室」的課程，把校園圍牆打掉，拉近學校與社區的案例，也是?發該書的靈感來源之一。

從反叛的公共空間到城市造反

「城市造反」基本上即是「反叛的公共空間」一書的精選版，我們挑選了原書裡十篇文章，另外再加上一篇香港的案例，希望能引起台灣讀者的共鳴。這些案例，涵蓋了亞洲、美洲與歐洲等地的經驗：

從北京的高架橋下與洛杉磯的街角，我們看到城鄉移民與社區民眾，將平淡的都市剩餘空間轉化為生動的生活與休閒場所。在這裡，空間的活力來自群眾，他們用肢體、舞蹈、樂聲，來轉變生硬的環境，開展新的社會關係與認同。在北京，移工與居民在都市的水泥叢林中得到喘息，即使是短暫的；在洛杉磯，拉丁裔族群找到他們熟悉的生活語彙，建立新的家園與事業（圖三）。

空手營造新的城市空間與生活環境，不是小市民的專利，專業者與創作者其實也可以參一腳，甚至能動員更多的人參與，發展另類的城市營造模式與論述。在舊金山，Rebar用一連串的城市實驗，包括Park(ing) Day，來推展所謂的「城市寬厚戰術」，將城市空間從制度與慣念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在柏林，eXperimentcity則是另一項實驗，將市區的空屋與空地變成城市永續的實踐空間，培育新的產業、文化與社會關係。

即使作為全球城市的東京，也有不少草根的創意與實驗。在神田區，首都大學東京的師生與社區合作，提出了活化老舊社區的構想，並動手做實驗，他們將巷道變成戶外電影院，樓梯變藝廊，屋頂與街角變成聚會、聊天的空間，在他們的手下，老空間有了新的生命，鄰里與陌生的民眾間也產生新的關係。在東京都另一角的世田谷，社區營造者也嘗試將私人的住宅轉化為社區共用的空間，拉近了鄰里間的關係，也挑戰了公共與私人空間的疆界，建立新的、積極的公民意識。

在美國西岸的西雅圖，亞裔社區的青少年用夜市活動的籌辦，顛覆了公園空間的使用，使得城市地景真正反映新的多元文化。在洛杉磯的南中央農園以及西雅圖的瑪拉農場，少數族裔在都市叢林中營造了一片屬於他們的園地，透過農耕，他們不僅補貼家用，也傳承著有長遠歷史的農耕文化，並營造社區與認同。在兩個案例中，民眾用自己的力量與創意，顛覆了城市公共空間往往僅被用來作為休閒的消極角色，透過夜市與農耕，他們賦予城市公共空間新的意義與角色。

公共空間不僅可以有社區營造的角色，它更可以是社會運動的溫床。在香港，社運人士從對公共建築與廣場的關心，延伸到更廣義的公益與公義，包括弱勢族群的權益，他們進而將運動的場景從市區拉到新界的農村，為受高鐵興建衝擊的社區爭取權益。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與溫哥華，公共空間本身就是當地組織所關心的議題，透過對公共空間開放性的關注以及對私有化的反對，當地團體集結更多市民的參與，對當地政府形成有效的監督。

最後，本書以「反叛的公共空間」的原序作為總結，以公共空間為切入點，來探討城市的社會關係、政治過程、文化認同與價值的符碼，如何透過空間來強化與運作。城市的造反，也就是對這一系列關係與結構的反思。

這本書的用意在於讓我們深入認識世界各地的民眾與專業者，在面對僵化的都市建設所從事的抵抗、反制與自力救濟。在造反的同時，這些案例也指引了一個「反造城市」的方向，城市造反不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更重要的是重新營造一個多元、開放的城市。我們將在下冊以臺灣本地的案例進行更完整的詮釋與提論，請拭目以待。

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城市，充斥著全球化帶來的虛榮與焦慮。在閃亮的商業高塔下，經濟與城市結構的轉型，帶動的是土地炒作、社區迫遷、利益與階級衝突。

在東京，為服務跨國企業與白領階級，新商業區與水岸的開發，翻轉了數個世紀建構下來的空間結構，原本低階的臨水社區與工業土地，變為炙熱的地產，即使是作為產業與觀光勝地的築地市場，也難逃迫遷的命運。在首爾，清溪川復育計劃被視為是城市改造與更新的奇蹟（圖一），也成為其他城市效仿的對象，但清溪川所帶動的城市更新，也將直接衝擊到位居市中心大片的小型工廠，以及其連帶的產業與社會生態，而以往高架道路下的攤販，更早已被迫遷到新的地點，雖然有新穎的建築外殼，但市集已失去原有的顧客與活力。

在香港，都市更新更早已如火如荼地在市中心區的老舊社區展開，原有的舊式樓房、市集與小商店，已被昂貴的高層公寓所取代，在灣仔，又稱「喜帖街」的立東街，如今已消逝在龐大的建築工地裡，附近的店家與茶餐廳，已被高級進口車的代理商所取代。在其他如北京與上海的中國城市也是如此，胡同與里弄快速地消失（圖二），取而代之的是寬廣的街道與高樓、昂貴的物價與消費，雖然有人因取得補償金而一夜致富，但有更多原有的住民被迫遷移到公共設施與工作機會匱乏的市郊。

這些變化都有個共同點，即城市轉型（或販賣）(Cities for Sale ) 被所謂都市規劃、現代化與全球城市的願景所合理化。在二十世紀受到批判、膚淺的「理性規劃」(Alexander 2000)，非但沒有經過反思而有所轉變，反而更進一步成為城市全球化的工具以及投機者的推土機。在新的世紀，全球城市榮銜的追逐成為單一的價值，都市更新依舊是建商的遊戲，都市規劃所應追求的城市機能與公益，被窄化為整齊（乏味）的市容，所有不符合現代化與全球化願景的城市空間與活動，被汙名化為進步的阻礙。在這一連串的轉變當中，消失的不僅是豐富與多樣的城市地景，還有長時間累積的生活模式與價值。在專業掛帥的指導下，人民作為城市空間主人的角色，也隨之被邊緣化。

反觀與反造

在台灣，同樣的故事也正在發生。在更新的旗幟下，傳統社區與市場被一一改造，風華「再現」成為「再見」。從歌劇院到博覽會，大型建設與嘉年華仍是政績的代名詞。從十四、十五號公園到華光社區，邊緣的社群與城市空間因為不容於全球城市的意象與土地的利益而被追趕。如今，在如文林苑與永春社區的案例中，開發與更新的腳步更已追上一般的上班族、小市民，甚至地主。

在這樣的歷史進程裡，城市營造的模式是否能被翻轉？制式的建設與更新是否是城市進步的唯一選項？城市建設與人民的利益是否一定得是對立的兩方？回應著上一冊「城市造反」的?示，小市民是否能成為城市營造的主角？而非僅是被迫遷的對象？

所幸的，在台灣，城市「進步」的力量並非僅來自於無情的推土機，真正的進步更來自於不少的社區、專業與學術團體的努力。從溪洲部落到樂生療養院，社區與專業者不僅頑強地抵抗開發的力量，也同時試圖實現不同的城市願景，建造一個具公義、開放與多元的社會，他們強調的不只是有品質與特質的空間，更重視空間裡的社會關係、多元的價值與市民的主體性，專業者的做法不是傳統都市規劃中的紙上畫畫，而是與社區站在一起，貼近土地、頃聽民眾的聲音，並扮演積極的角色，在複雜的政治與政策過程中，找尋機會、串連、影響具體的決策，跳脫專業中立的迷思與傳統專業的疆界。

案例與故事

這本書的意圖就是要串連這些不同的努力，延續「城市造反」的論點，來建構一個「反造城市」的述說，挑戰制式的規劃論述與實踐，也同時批判城市全球化的迷思。在一群朋友與同好的協助下，本書收集了台灣城市十一個正在發生中的案例與故事：

從「溪洲部落」與「?公家園」的案例開始，我們看到學界與專業者走入社區，從居民與社會的角度看問題，與居民站在一起對抗迫遷的力量。在這兩個案例中，他們進行的不只是抗爭而已，而是行動性的規劃，在制度與政治過程的縫隙中，運用多重的網絡，找尋可能性，為弱勢的群眾與社會的公義，在城市中覓得容身之處，並作出制度性與典範的突破，成為其他社區可效仿的先例。

接著在「土城彈藥庫」與「安坑三城」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了城市與鄉村的交接處，可以不再只是被遺忘的邊陲或是待開發的土地，而是都市生活的新典範，是都市人口接觸自然生態與農事的窗口，讓城市與鄉村不必是對立、二分的個體，而是緊緊相扣的環節。在這兩個案例中，我們也看到了居民、學界與專業者所可以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安坑三城的案例中，專業者可以是小學老師、跟著居民一起種菜、向居民學習。在土城的案例裡，居民更是生態與農耕的專家，並主動進行社會的動員。

就像在土城與安坑，城市營造的主角不一定是官員或是專業者，這在「新堀江」與「士林夜市」兩個案例中更是如此。攤販與小商家在制式化的城市中發展出自己的生存法則，創造出商機與城市的活力。他們的成功，反映也凸顯了僵硬的理性規劃與城市活力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他們指出了城市營造是一個動態的、協商性的過程，過當的管制，不如有彈性的交涉與反省。此外，反造城市不只是專業者或學界的專利，平民百姓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台北市的「ChungShan」與「溫羅汀」的案例裡，這些主角更包括了城市的移工與非主流的商業。透過空間與環境的營造（包括命名），少數與邊緣的族群在城市中建立起主體性與認同，凸現自身與相關的議題，同時也讓城市的面貌變得更多元，而這些地點也成為不同群體可以接觸、學習的橋樑。此外，透過活動而非僅是實質環境的營造，這些空間與環境的生產方式，也挑戰了空間專業的規範與疆界，再一次的，城市的居民與群體（不管住多久、來自哪裡）才是城市營造的主角。

近年來，臨時性的城市介入或空間裝置，在世界各地形成潮流。羅斯福路的「綠點計劃」與「大猩猩游擊隊」的兩個案例，凸顯了臨時性的空間與活動的植入，如何在城市中扮演催化的角色，於制度的縫隙與漏洞中改變社區、個人與城市的關係。雖然壽命有限，他們所帶來的影響，遠超出了他們實質的空間與時間限制。

本書最後以「樂生院」這個進行中的案例作一個暫時的總結，目的在於突顯城市反造行動是個未完成、甚至無止境的運動，它面對著種種制度性與政治經濟、甚至文化與價值觀的挑戰。但樂生院的案例也讓我們看到希望，院裡的居民從被動到主動，樂生青年不只關心療養院保存的議題，更進一步支援其他相關的社會運動。在事件的過程中，所謂理性規劃的虛偽與矛盾一一被凸顯，真實漸漸浮現。

二十一世紀的城市反造

這本書裡，不同的案例雖然有其各自的時空背景，參與的個人與團體也有所不同，但他們共同勾勒出一個另類的城市營造模式，我們把它叫做「城市反造」，也就是採取與主流規劃不同的角度、具批判性的來看城市的營造，從對固有概念的挑戰，來解放城市營造的做法，讓當代城市可以變得更民主、開放與包容。如同上一冊所提到的「反叛式規劃」，它反映了底層社會對城市霸權的反制，當然它有時也與正式的系統糾纏不清、無法切割，但更重要的是它對不公義的制度提出批判，提供了我們反思與反造城市的基礎。

這本書是一個起點，在有限的篇幅裡，我們知道無法包括所有相關、有意義與精彩的案例。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本書所收集的案例幾乎均在北臺灣，而且有許多案例雖然不在城市的環境中，如苗栗的大埔、彰化的相思寮、新竹的璞玉，但議題與挑戰卻是類似的（圖三）。我們希望此書有拋磚引玉的效果，讓我們來檢視臺灣在土地與環境規劃上所面臨的困境，並尋找出路，在專業教育、制度改革、日常生活，與具體的空間行動中，多管齊下。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城市，甚至是亞洲城市，不需要一昧地追求單一的價值與曇花一現的榮景。讓我們重新看看周遭的環境與鄰里，或許我們只是需要多一點的平價住宅、多一些的綠地、新鮮的空氣與乾淨的水、可親的社區、開放與多元的文化、自由的集會場所、民主的決策、有公義的社會與經濟，和健康自主的公民。在二十一世紀的初頭，我們還有機會。

《城市造反》《反造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