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阮慶岳談王澍《造房子》：造園人與養園者;圖片提供/時報文化出版

以素樸為據的王澍，在此刻建築界有著絕對殊異也重要的位置點。他「和而不同」的獨行姿態，對己身信仰的堅定與執著，都讓他的身影明晰難忽視。

王澍二零一二年獲得建築界桂冠的普立茲克建築獎，為風風火火的中國當代建築，作了清楚的波峰標記。這波浪潮可以一九九三年張永和設立「非常建築」工作室，宣布脫離設計院等大型國家系統，之後個人、實驗、另類，甚至批判的建築作品紛紛出現，王澍的「業餘建築工作室」，即是這波建築運動的重要一環。

圖片說明：王澍;圖片提供/時報文化出版

初期的發展路線，區劃了所謂的「海歸派」與「本土派」。最先引領觀瞻的「海歸派」，是指留學海外（尤其指歐美）的歸國專業者，基本上長於引入當代的風格及思潮；相對而言，「本土派」指的是本土教育出身，以在地特質做訴求者。

二者隨著時間逐漸模糊，原本居下風的「本土派」，氣勢與表現益發奪目，其中的代表者，即是有著深厚人文情懷的王澍。尤其，王澍感懷中國此刻在精神家園與文化本體的流逝現象，決心以個人的使命感與力道，挑戰百年來現代主義重科技、反文化的理性思維，以及此刻中國「城鄉建築的摧殘」險惡狀態，提出他個人的嘹亮異議。

王澍針對「全球標準化製造」的巨大力量，消弭地域性的差異性，做出強調手工技術與在地知識的對抗；同時，對於被規範與日漸單一化的生活模式，提出真實、自發與差異的頌揚及捍衛。

除了透過操作建築來伸張理念，王澍也鍾情「教育」的改革。在本書的自序〈素樸為家〉裡，開頭就寫著「先從我的憤青時代說起。那是上世紀八零年代末，整個社會都充斥著一股很強的批判味兒。我在東南大學上到大二，已公開向老師們宣布，沒有人可以教我了。」

三十年過去，此刻教育的現況如何？依舊是同樣的荒漠與無助嗎？還是已然全面改變了呢？二三年王澍和陸文宇研訂教學結構的目標是：「對培養一種能勞作的思想性建築師的展望。」從這課程結構可以閱讀出來，有著積極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將書法、水墨渲染、園宅與水墨畫等文化因數，引入建築教育的體制與結構，意圖化解傳統文化與現代建築教育間，長久來的矛盾與困境。

這樣想在既有體制另闢蹊徑的教育角度，不僅一新耳目，也同時絕對是帶有激烈批判性的嶄新視野。甚至可以隱約閱讀出來，要逆反與重建的核心，應是晚清與五四運動以來，長期彌漫在華人社會中對待自身傳統文化的「弒父情結」，也就是糾結於自卑與自大間的文化阿Ｑ狀態。

如同劉再復所寫：「二十世紀中國思想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是『審父』，用現在的話說是反傳統。綜觀各個國家的近代思想，反傳統並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站在傳統的對立面進行反省批評的也有，但並沒有蔚為一時的主流，例如在亞洲後起近代化的國家，反傳統所扮演的角色就不甚重要。中國二十世紀強烈的反傳統，至少在亞洲後起近代化國家中也是一個特例。」

五四運動所以發生，是知識份子逐漸意識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並非破解社會困境的唯一方法，因而轉目到人的思想與意識的改造，然而這就牽涉到與舊文化是否決裂／連結的問題。

印度當代學者潘卡吉• 米什拉（Pankaj Mishra）描述了這樣的觀念轉換：「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場慘痛的失敗，但在摧毀舊觀念上，它克竟全功。帝制的神聖地位，士大夫與古代典籍千餘年未墜的威信，從此土崩瓦解，一去不復返。……中國年輕人失望於政治，高談必須創立『新文化』，和一場蔑視舊文化的思想革命。」，這樣的態度與觀念，一直彌漫了整個世紀，這也是王澍此刻以類同宣言的方式，對傳統文化（尤其是文人傳統）做出堅持學習與承繼的聲張，相信這既有的文化系統，可以運用／融入到現代主義的態度所在。其中顯現的是對自身文化承傳的強調，以及相信因文化而生的差異價值，可以在當代時空環境，成為普世共用的資產。

王澍寫著：「中國最有魅力之處，在於它宏大的整體，是由許多彼此之間存有巨大差異性的地域與生活方式所構成。所有關於中國問題的簡單回答，有如中國關於西方問題的簡單回答一樣，無論是先鋒的還是非先鋒的，無論是現代指向還是傳統指向，都有著全球化時代『全球標準化製造』的巨大力量，都是對地域性差異的威脅。在這樣大時代的背景下，我現在所做的工作，可以稱為對差異性的捍衛。」

這段話引出另個重點，就是對於手工製造的堅持，以及對個別差異性的重視。也可以說，是對人的自主與自體價值，在現代性集體標準化的過程裡，遭受泯滅的不平之鳴。王澍真正在挑戰的，可能是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現代性的衝擊時，究竟如何觀看自身的時代大議題。

對此，王澍如此說明：「有人認為，關注這些自下而上的差異性，在現代理性和全球化的今天，是在文化創造上軟弱無力的表現微妙的差異，是每一種文明最根基性的祕密。」

我認為恰恰相反，正是這種對於差異製造與由下而上的重視，若是與文化層面對比，相對而言更是偏向社會現實面。也就是說，王澍雖是從文化層面的認知啟始，也逐步推展到對社會層面的轉向與對話。然而，這樣究竟孰先孰後的問題，也就觸及到現代性發展的層次優先為何，以及發展次序先後的問題。劉再復寫著：「由於有了西方列強和近鄰日本作為鏡子，我國的自我形象就顯示得很清楚，我們民族終於逐步認識到自己的落後。這種認識有一種深化的過程，開始只認識到自己技術、工藝方面的落後，以後又認識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後，最後又認識到文化觀念與思維方式的落後。」劉再復點出來現代性的落後，是有著從技術、制度到文化，這樣漸進的自省過程。這固然是一種因應現實狀態，而有的線性發展邏輯，但是否在這彼此間（由技術、制度到文化），因此有著必然遵循的因果先後關係呢？尤其，現代性在遭逢相異的文化與現實時，會有不同的路徑可能嗎？

王德威以文學為例，提出對於現代性單向規律的質疑：「文學的『現代性』有可能因應政治、技術的『現代化』而起，但並無形成一種前因後果的必然性。」王德威說明現代性的進程，並非只能是單一歷史／時間的脈絡，也並不僅止於依賴迎頭趕上的單向邏輯思維，反而相信「多重」與「非線性」的進程，才真正符合時代需求與社會現實。

王德威：「即便在歐洲，躋身為『現代』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而當這些方式被引入中國時，它們與華夏本土的豐富傳統雜糅對抗，注定會產生出『多重的現代性』。但這多重的現代性在五四期間反被壓抑下來，以遵從某種單一的現代性。其原因自西方的文化壟斷到中國的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不一而足。」

潘卡吉•米什拉點出西方殖民者在貫徹「現代性」的路徑時，發覺到在控制與對抗間的難處：「歐洲對亞洲的控制，將從二十世紀初的最盛期急遽衰退。……歐洲人、美國人將先後發覺他們低估了亞洲人消化現代思想、技術、建制（institution）西方稱雄的三個『祕鑰』然後用它來對抗西方本身的能力。」

也就是說，亞洲知識份子學習了現代性的三個核心「思想、技術、建制」後（類同劉再復所談「認知自我落後的深化過程」），不僅能透過內部消化來建制自己的現代性路徑與模式，甚至還可以「用它來對抗西方」。這意味著王德威所說，透過非線性進程發展後「多重的現代性」，確實已在「亞洲後起近代化的國家」的各自社會及文化狀態下，顯露出其獨特的強度與樣貌。

王澍的思考與作為，或許可以放在這樣「亞洲後起近代化的國家」的處境，如何對「現代性」應對的涵構下做觀看，想在其中尋找出自體答案的意圖，尤其明顯可見。但是，若繼續究柢地去看王澍的作為，另個關切或指涉的核心問題，可能是對於何謂「現代的中國人」的扣敲？

王澍這樣寫說：「現代城市只知道占有土地，我試著把生長著作物的土地，還給城市和城市中也已忘卻其鄉土根源的人群。今年九月，我們建築藝術學院將搬入象山校園。我夢想著帶學生下地耕作，體驗土地與作物一年四季的輪迴。教書育人，與傳授知識相比，育人更加重要。」

點出人的主體的建立，是比知識傳授更為重要的認知。王澍透過文人的造園建築學，強調人與造園之間，如何具有一體共生的有機特質：「古人說，造園難，養園更難。中國文人造園就是這樣特殊的一種建築學活動，它和今天那種設計建成就掉頭不管的建築與城市建造不同，園子是一種有生命的活物。造園者、住園者是和園子一起成長演進的，如自然事物般興衰起伏。……造園所代表這種不拘泥繩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學養，靠實驗和識悟來傳的。某種意義上，人在園在，人亡園廢。」這說法恰恰如同計成在《園冶》裡，所強調的「三分匠，七分主人」的觀點。若是再依此檢驗王澍的位置點，確實可以釐出治標與治本的相互差異，王澍所講以教育「傳授知識」的務實作用，應該僅可視作為治標的作法，而所謂治本的教育作為，當然就應當是「育人」。

劉再復以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作觀察，提出他的看法：「近代以來，知識菁英之中的『本』『末』之爭，正是自強之道和自立之本逐步明確的過程。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把社會改革停留在器械、工藝的層面，他們實際上企圖以『物』作為突破點和生長點。而改良派比他們前進一大步的有兩個要點：一是把『物』推至『制度』的層面；二是注意到『人』的層面。」

尤其是意識到「人」的改革，譬如推動人道主義與個體解放的思潮，就是在這樣觀點下的產物。我相信這應是王澍關切的核心重點，其重要性，甚至要超越如何建立一個以文化為本體的建築操作方法論。而且，這問題其實是整個二十世紀裡，中國知識份子最念茲在茲的議題，也有諸多的討論及思辯。

譬如，金岳霖一九四三年在論及當代中國的教育時，就寫說：「在引起工業化和現代化並迅速取得效果的嘗試中，我擔心全體人民將逐漸地成為組織化的：以教育變成單純訓練的方式而組織起來，而且具有自由個性的人也許就變成了社會結構中的原子──而不是自由的原子。」這是對於人的價值的喪失，所提出相當巨大的警告與批判，也是對於社會的核心價值究竟為何的沉重質疑。尤其讓人意識到當知識份子與時代的潮流價值有歧異時，應當如何自處的問題。

對此，薩依德（Edward W. Said）提出知識份子在因應時代時的警訊：「我認為，知識份子面對的主要選擇是：要和勝利者與統治者的穩定結合在一起，還是選擇更艱難的途徑認為那種穩定是一種危急狀態，威脅著較不幸的人，使其面臨完全滅絕的危險，並考慮到屈從的經驗（the experience of subordination），以及被遺忘的聲音和人們的記憶。」簡單的說，如果依王澍的角度，把社會想作一座園林，那麼知識份子應是造園人，而被遺忘的聲音和人們的記憶，就是與時共進的養園者了。

王澍的《造房子》，呼氣舒緩有致，舉手投足自在神氣，核心價值清晰堅毅。自序裡提到的素樸價值，王澍談自己從「文人的孤傲」、如何進入「緩慢的、鬆弛的、無所事事的狀態」，再到「心性自然」層次，說明先「造人」得以「造物」的路徑可能。

他寫著：「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種樸素的、簡單的、純真的、不斷在追問自己
來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藝術，我常自省到現在我們都這麼認為，還有些東西沒有達到，還有些狀態沒有實現，都和自己的修養有關。」王澍對於素樸的嚮往與描述，已經難於分別是在建築、教育，或是人生觀，而這種渾然一體的自然狀態，也正是一個時代整體的問題。金岳霖曾談到相類同的觀點，他提到三種類型的人生觀，分別是素樸、英雄和聖人人生觀，而他最嚮往的聖

人人生觀，有些部分是根源於素樸人生觀。

金岳霖這樣描述：「聖人的人生觀在某些方面類似於素樸人生觀，所不同的在於它明顯的素樸性，是得自於高級的沉思與冥想。具有聖人觀的人的行為，看起來像具有素樸人生觀的人一樣素樸，但是在這種素樸性背後的訓練，是以超越人類作用的沉思為其基礎的，這就使得個人不僅僅能夠擺脫自我中心主義，而且也使他能夠擺脫人類中心主義。」

以素樸為據的王澍，在此刻建築界有著絕對殊異也重要的位置點。他「和而不同」的獨行姿態，對己身信仰的堅定與執著，都讓他的身影明晰難忽視。而在他在看似閉鎖的「業餘建築工作室」裡，與學生們專注努力做著微型宇宙的自轉，對抗外面強勢公轉的人間，沉穩也自信的堅持態度，尤其值得敬佩與期待。

對我而言，王澍就是在造園也養園的文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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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王澍《造房子》;圖片提供/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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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提供/時報文化出版
編輯/吳宜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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