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慶岳談王澍《造房子》: 造園人與養園者
By 欣建築2017/12/18
圖片說明:阮慶岳談王澍《造房子》: 造園人與養園者;圖片提供/時報文化出版
以素樸為據的王澍,在此刻建築界有著絕對殊異也重要的位置點。他「和而不同」的獨行姿態,對己身信仰的堅定與執著,都讓他的身影明晰難忽視。
王澍二零一二年獲得建築界桂冠的普立茲克建築獎,為風風火火的中國當代建築,作了清楚的波峰標記。這波浪潮可以一九九三年張永和設立「非常建築」工作室,宣布脫離設計院等大型國家系統,之後個人、實驗、另類,甚至批判的建築作品紛紛出現,王澍的「業餘建築工作室」,即是這波建築運動的重要一環。
圖片說明:王澍;圖片提供/時報文化出版
初期的發展路線,區劃了所謂的「海歸派」與「本土派」。最先引領觀瞻的「海歸派」,是指留學海外(尤其指歐美)的歸國專業者,基本上長於引入當代的風格及思潮;相對而言,「本土派」指的是本土教育出身,以在地特質做訴求者。
二者隨著時間逐漸模糊,原本居下風的「本土派」,氣勢與表現益發奪目,其中的代表者,即是有著深厚人文情懷的王澍。尤其,王澍感懷中國此刻在精神家園與文化本體的流逝現象,決心以個人的使命感與力道,挑戰百年來現代主義重科技、反文化的理性思維,以及此刻中國「城鄉建築的摧殘」險惡狀態,提出他個人的嘹亮異議。
王澍針對「全球標準化製造」的巨大力量,消弭地域性的差異性,做出強調手工技術與在地知識的對抗;同時,對於被規範與日漸單一化的生活模式,提出真實、自發與差異的頌揚及捍衛。
除了透過操作建築來伸張理念,王澍也鍾情「教育」的改革。在本書的自序〈素樸為家〉裡,開頭就寫著「先從我的憤青時代說起。那是上世紀八零年代末,整個社會都充斥著一股很強的批判味兒。我在東南大學上到大二,已公開向老師們宣布,沒有人可以教我了。」
三十年過去,此刻教育的現況如何?依舊是同樣的荒漠與無助嗎?還是已然全面改變了呢?二 三年王澍和陸文宇研訂教學結構的目標是:「對培養一種能勞作的思想性建築師的展望。」從這課程結構可以閱讀出來,有著積極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將書法、水墨渲染、園宅與水墨畫等文化因數,引入建築教育的體制與結構,意圖化解傳統文化與現代建築教育間,長久來的矛盾與困境。
這樣想在既有體制另闢蹊徑的教育角度,不僅一新耳目,也同時絕對是帶有激烈批判性的嶄新視野。甚至可以隱約閱讀出來,要逆反與重建的核心,應是晚清與五四運動以來,長期彌漫在華人社會中對待自身傳統文化的「弒父情結」,也就是糾結於自卑與自大間的文化阿Q狀態。
如同劉再復所寫:「二十世紀中國思想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是『審父』,用現在的話說是反傳統。綜觀各個國家的近代思想,反傳統並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站在傳統的對立面進行反省批評的也有,但並沒有蔚為一時的主流,例如在亞洲後起近代化的國家,反傳統所扮演的角色就不甚重要。中國二十世紀強烈的反傳統,至少在亞洲後起近代化國家中也是一個特例。」
五四運動所以發生,是知識份子逐漸意識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並非破解社會困境的唯一方法,因而轉目到人的思想與意識的改造,然而這就牽涉到與舊文化是否決裂/連結的問題。
印度當代學者潘卡吉• 米什拉(Pankaj Mishra) 描述了這樣的觀念轉換:「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場慘痛的失敗,但在摧毀舊觀念上,它克竟全功。帝制的神聖地位,士大夫與古代典籍千餘年未墜的威信,從此土崩瓦解,一去不復返。……中國年輕人失望於政治,高談必須創立『新文化』,和一場蔑視舊文化的思想革命。」,這樣的態度與觀念,一直彌漫了整個世紀,這也是王澍此刻以類同宣言的方式,對傳統文化(尤其是文人傳統)做出堅持學習與承繼的聲張,相信這既有的文化系統,可以運用/融入到現代主義的態度所在。其中顯現的是對自身文化承傳的強調,以及相信因文化而生的差異價值,可以在當代時空環境,成為普世共用的資產。
王澍寫著:「中國最有魅力之處,在於它宏大的整體,是由許多彼此之間存有巨大差異性的地域與生活方式所構成。所有關於中國問題的簡單回答,有如中國關於西方問題的簡單回答一樣,無論是先鋒的還是非先鋒的,無論是現代指向還是傳統指向,都有著全球化時代『全球標準化製造』的巨大力量,都是對地域性差異的威脅。在這樣大時代的背景下,我現在所做的工作,可以稱為對差異性的捍衛。」
這段話引出另個重點,就是對於手工製造的堅持,以及對個別差異性的重視。也可以說,是對人的自主與自體價值,在現代性集體標準化的過程裡,遭受泯滅的不平之鳴。王澍真正在挑戰的,可能是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現代性的衝擊時,究竟如何觀看自身的時代大議題。
對此,王澍如此說明:「有人認為,關注這些自下而上的差異性,在現代理性和全球化的今天,是在文化創造上軟弱無力的表現微妙的差異,是每一種文明最根基性的祕密。」
我認為恰恰相反,正是這種對於差異製造與由下而上的重視,若是與文化層面對比,相對而言更是偏向社會現實面。也就是說,王澍雖是從文化層面的認知啟始,也逐步推展到對社會層面的轉向與對話。然而,這樣究竟孰先孰後的問題,也就觸及到現代性發展的層次優先為何,以及發展次序先後的問題。劉再復寫著:「由於有了西方列強和近鄰日本作為鏡子,我國的自我形象就顯示得很清楚,我們民族終於逐步認識到自己的落後。這種認識有一種深化的過程,開始只認識到自己技術、工藝方面的落後,以後又認識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後,最後又認識到文化觀念與思維方式的落後。」劉再復點出來現代性的落後,是有著從技術、制度到文化,這樣漸進的自省過程。這固然是一種因應現實狀態,而有的線性發展邏輯,但是否在這彼此間(由技術、制度到文化),因此有著必然遵循的因果先後關係呢?尤其,現代性在遭逢相異的文化與現實時,會有不同的路徑可能嗎?
王德威以文學為例,提出對於現代性單向規律的質疑:「文學的『現代性』有可能因應政治、技術的『現代化』而起,但並無形成一種前因後果的必然性。」王德威說明現代性的進程,並非只能是單一歷史/時間的脈絡,也並不僅止於依賴迎頭趕上的單向邏輯思維,反而相信「多重」與「非線性」的進程,才真正符合時代需求與社會現實。
王德威:「即便在歐洲,躋身為『現代』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而當這些方式被引入中國時,它們與華夏本土的豐富傳統雜糅對抗,注定會產生出『多重的現代性』。但這多重的現代性在五四期間反被壓抑下來,以遵從某種單一的現代性。其原因自西方的文化壟斷到中國的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不一而足。」
潘卡吉•米什拉點出西方殖民者在貫徹「現代性」的路徑時,發覺到在控制與對抗間的難處:「歐洲對亞洲的控制,將從二十世紀初的最盛期急遽衰退。……歐洲人、美國人將先後發覺他們低估了亞洲人消化現代思想、技術、建制(institution)西方稱雄的三個『祕鑰』 然後用它來對抗西方本身的能力。」
也就是說,亞洲知識份子學習了現代性的三個核心「思想、技術、建制」後(類同劉再復所談「認知自我落後的深化過程」),不僅能透過內部消化來建制自己的現代性路徑與模式,甚至還可以「用它來對抗西方」。這意味著王德威所說,透過非線性進程發展後「多重的現代性」,確實已在「亞洲後起近代化的國家」的各自社會及文化狀態下,顯露出其獨特的強度與樣貌。
王澍的思考與作為,或許可以放在這樣「亞洲後起近代化的國家」的處境,如何對「現代性」應對的涵構下做觀看,想在其中尋找出自體答案的意圖,尤其明顯可見。但是,若繼續究柢地去看王澍的作為,另個關切或指涉的核心問題,可能是對於何謂「現代的中國人」的扣敲?
王澍這樣寫說:「現代城市只知道占有土地,我試著把生長著作物的土地,還給城市和城市中也已忘卻其鄉土根源的人群。今年九月,我們建築藝術學院將搬入象山校園。我夢想著帶學生下地耕作,體驗土地與作物一年四季的輪迴。教書育人,與傳授知識相比,育人更加重要。」
點出人的主體的建立,是比知識傳授更為重要的認知。王澍透過文人的造園建築學,強調人與造園之間,如何具有一體共生的有機特質:「古人說,造園難,養園更難。中國文人造園就是這樣特殊的一種建築學活動,它和今天那種設計建成就掉頭不管的建築與城市建造不同,園子是一種有生命的活物。造園者、住園者是和園子一起成長演進的,如自然事物般興衰起伏。……造園所代表這種不拘泥繩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學養,靠實驗和識悟來傳的。某種意義上,人在園在,人亡園廢。」這說法恰恰如同計成在《園冶》裡,所強調的「三分匠,七分主人」的觀點。若是再依此檢驗王澍的位置點,確實可以釐出治標與治本的相互差異,王澍所講以教育「傳授知識」的務實作用,應該僅可視作為治標的作法,而所謂治本的教育作為,當然就應當是「育人」。
劉再復以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作觀察,提出他的看法:「近代以來,知識菁英之中的『本』『末』之爭,正是自強之道和自立之本逐步明確的過程。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把社會改革停留在器械、工藝的層面,他們實際上企圖以『物』作為突破點和生長點。而改良派比他們前進一大步的有兩個要點:一是把『物』推至『制度』的層面;二是注意到『人』的層面。」
尤其是意識到「人」的改革,譬如推動人道主義與個體解放的思潮,就是在這樣觀點下的產物。我相信這應是王澍關切的核心重點,其重要性,甚至要超越如何建立一個以文化為本體的建築操作方法論。而且,這問題其實是整個二十世紀裡,中國知識份子最念茲在茲的議題,也有諸多的討論及思辯。
譬如,金岳霖一九四三年在論及當代中國的教育時,就寫說:「在引起工業化和現代化並迅速取得效果的嘗試中,我擔心全體人民將逐漸地成為組織化的:以教育變成單純訓練的方式而組織起來,而且具有自由個性的人也許就變成了社會結構中的原子──而不是自由的原子。」這是對於人的價值的喪失,所提出相當巨大的警告與批判,也是對於社會的核心價值究竟為何的沉重質疑。尤其讓人意識到當知識份子與時代的潮流價值有歧異時,應當如何自處的問題。
對此,薩依德(Edward W. Said)提出知識份子在因應時代時的警訊:「我認為,知識份子面對的主要選擇是:要和勝利者與統治者的穩定結合在一起,還是選擇更艱難的途徑認為那種穩定是一種危急狀態,威脅著較不幸的人,使其面臨完全滅絕的危險,並考慮到屈從的經驗(the experience of subordination),以及被遺忘的聲音和人們的記憶。」簡單的說,如果依王澍的角度,把社會想作一座園林,那麼知識份子應是造園人,而被遺忘的聲音和人們的記憶,就是與時共進的養園者了。
王澍的《造房子》,呼氣舒緩有致,舉手投足自在神氣,核心價值清晰堅毅。自序裡提到的素樸價值,王澍談自己從「文人的孤傲」、如何進入「緩慢的、鬆弛的、無所事事的狀態」,再到「心性自然」層次,說明先「造人」得以「造物」的路徑可能。
他寫著:「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種樸素的、簡單的、純真的、不斷在追問自己
來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藝術,我常自省 到現在我們都這麼認為,還有些東西沒有達到,還有些狀態沒有實現,都和自己的修養有關。」王澍對於素樸的嚮往與描述,已經難於分別是在建築、教育,或是人生觀,而這種渾然一體的自然狀態,也正是一個時代整體的問題。金岳霖曾談到相類同的觀點,他提到三種類型的人生觀,分別是素樸、英雄和聖人人生觀,而他最嚮往的聖
人人生觀,有些部分是根源於素樸人生觀。
金岳霖這樣描述:「聖人的人生觀在某些方面類似於素樸人生觀,所不同的在於它明顯的素樸性,是得自於高級的沉思與冥想。具有聖人觀的人的行為,看起來像具有素樸人生觀的人一樣素樸,但是在這種素樸性背後的訓練,是以超越人類作用的沉思為其基礎的,這就使得個人不僅僅能夠擺脫自我中心主義,而且也使他能夠擺脫人類中心主義。」
以素樸為據的王澍,在此刻建築界有著絕對殊異也重要的位置點。他「和而不同」的獨行姿態,對己身信仰的堅定與執著,都讓他的身影明晰難忽視。而在他在看似閉鎖的「業餘建築工作室」裡,與學生們專注努力做著微型宇宙的自轉,對抗外面強勢公轉的人間,沉穩也自信的堅持態度,尤其值得敬佩與期待。
對我而言,王澍就是在造園也養園的文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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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王澍《造房子》;圖片提供/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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