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與設計

圖片說明：圖片提供/典藏藝術家庭

女性有如現代建築的鬼魂，無所不在，影響深遠，但很奇怪地總是隱而不見。
──建築史家　科洛米納（Beatriz Colomina）

建築無關乎性別，
但以女性性別特質所發展出的設計美學與照顧倫理的想像，
卻可讓建築設計的初衷回歸到使用者身上……

先來聽聽幾個故事……

20世紀初，強調男女平權的德國包浩斯學校宣稱男女均可入學，但校內「建築工坊」卻完全禁止女性選課，而將女性分配到「陶藝工坊」或「紡織工坊」。

未曾接受過建築科班訓練、卻設計出被現代主義建築視為經典瑰寶的海濱別墅E-1027，連柯比意的薩伏伊別墅五項原則都可見與其相符之處；一些建築史家認為，愛琳．葛瑞（Eileen Gray）對E-1027的貢獻，長期被其建築師伴侶刻意淡化……

第一位進入巴黎美術學院修習建築專業的女性；第一位於美國西岸開業女建築師；第一位獲「美國建築師協會」（AIA）金獎的女性得獎者；創造了許多第一的朱利雅．摩根（Julia Morgan），在其將近八百座建築作品，多數均已指定或登錄為全美國或加州的歷史建築，摩根或許是作品被指定為紀念性建築物最多的建築師之一！

現代建築的女鬼、太太與天后
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2013年，新生代設計師組織「設計的女人」（Women in Design）發起了一項廣受注目的連署運動，要求建築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克獎（Pritzker Prize），重新把Denise Scott Brown列為1991年的共同得獎者。連署聲明指出，丹妮絲．史考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與先生羅伯．范裘利（Robert Venturi）合夥經營建築師事務所二十二年，為建築理論與設計開創了新局，也是建築理論經典之作《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書的共同作者。然而，當年的普立茲克獎評審委員只頒獎給羅伯．范裘利一人，彷彿把丹妮絲．史考特．布朗當成「太太」，而非共同創作者。同工要同酬，同工也要共獎。這個有力的聲明，呼籲該委員會正視過去的錯誤，重新認可女性的重要貢獻，以此認錯行動來改寫歷史。

在這波建築界忽略女性貢獻的熱絡討論中，大家同時注意到另一個建築大獎美國建築師協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所頒的金獎，自1907年頒發以來，近七十位得獎者全都是男性，比較其餘各類諾貝爾獎等級的得獎紀錄，AIA百年來清一色由男性獲獎的狀況，實在罕見。不知是否受到連署抗議普立茲克獎的震撼教育影響，2014年AIA的金獎終於出現了第一位女性得獎人：朱利雅．摩根（Julia Morgan）。朱利雅．摩根是美國西岸第一位執業的女性建築師，執業五十多年，於1957年過世，一生有七百多件作品，影響加州的建築地景深遠。AIA金獎多半頒給當代建築師，鮮少頒給已逝的前輩，更不用說是作古半世紀的歷史人物了。相較於普立茲克獎最終僅發表聲明認可丹妮絲．史考特．布朗的貢獻，並沒有按照連署訴求來重新授獎，AIA金獎首度頌揚二十世紀初的女建築師，重新看待歷史的意味濃厚。

建築史家科洛米納（Beatriz Colomina）曾說：「女性有如現代建築的鬼魂，無所不在，影響深遠，但很奇怪地總是隱而不見。」上述這兩個建築大獎的波瀾，正是力圖要使女鬼變成天后。建築設計明明多是團隊工作，光環與榮耀卻長久都由男性大師獨佔，這需要重新改寫詮釋建築史，系統性地揭露建築設計界的性別盲。在此時刻，殷寶寧在《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不只書寫了丹妮絲．史考特．布朗與朱利雅．摩根的生命歷程，還有更多女性身影與性別故事，特別令人激賞。

改寫歷史，揭露不一樣的故事，這是女性主義的特長。婦運界以及性別研究學者，近年來透過挖掘女性身影、提出性別觀點，已在科學史、醫學史、政治史、產業史、藝術史等等領域，打破傳統的英雄史觀，跳脫男性偉人列傳。相較而言，台灣在建築設計領域的討論與活動，追隨男性大師仍是主流。透過專書出版、策展、甚至旅遊導覽，我們殷勤追尋科比意、包浩斯、貝聿銘、伊東豊雄、安藤忠雄、庫哈斯等人在台灣的演講堪稱萬人空巷。我有個學生參觀了「代謝派未來都市展」，仔細看了一、二十位引領建築思潮的日本建築師作品，在心得報告裡詢問為何全部都是男性建築師？她問得好，大師＝男人的框架，似乎依然屹立不搖。《性別與設計》說了不一樣的故事，在這種持續不歇的男性大師熱潮中出版，格外珍貴。

要如何說個不一樣的故事？性別研究界一路磨練出多種手法，《性別與設計》也展現了這些不同的取向。最早期耕耘的手法，是重新挖掘女性大師的故事，本書也重現幾位當年甚受注目的歐美重量級女性設計者。這些女性在建築與設計的領域都曾建立出開創性的作品與制度，並在當代廣受注目，卻不見得能在歷史的書寫中持續被傳唱。本書詳細呈現這些女性大師的作品，在英雄列傳中加入了英雌的事蹟，並透過多樣的女性故事，增加女性建築師與設計師的能見度，為新生代建立角色典範，也重新瞭解建築的性別政治。

女性主義的手法，不只將天后的貢獻浮出地表，也進一步透過這些女性的生命歷程，同時彰顯女性進入專業領域的障礙。本書並沒有複製傳統歌頌男性偉人的手法，將其表現訴諸於個人的才華，而是特別著力其生命史，彰顯文化與結構性因素造成女性進入建築設計領域的障礙。於是，我們讀到十九世紀末巴黎前衛的藝術學校如何禁止女性進入，而二十世紀初德國包浩斯學校即使宣稱男女都應就學，卻把女學生侷限於陶藝與紡織，禁止女性參與建築工坊。即便女性進入了建築專業，也可能受到各類型式的貶抑與矮化。我讀來最津津有味的就是丹妮絲．史考特．布朗的故事。即使她已爬到建築專業的頂端，擔任大學建築系的教授、經營著名的建築師事務所，建築界的性別盲仍然經常只把她當成范裘利的伴侶，而非共同創作者。書中提到丹妮絲．史考特．布朗明明列於《向拉斯維加斯學習》的共同作者，名字就列在封面，但是歐美的建築評論家總是只寫范裘利一人；我觀察到台灣的建築評論界也是如此引用，總是遺漏D丹妮絲．史考特．布朗。這類男女伙伴共同合作達成的成就，最後卻僅由男性獨得掌聲的情況，在歷史上一再重演，本書亦有多處令人開眼界的討論。例如，本書第四章介紹了由貴族轉為設計師的奇女子愛琳．葛瑞（Eileen Gray）。一些建築史家提出，她對於經典建築E-1027住宅的設計貢獻，受到其建築師伴侶所淡化，甚至其設計理念，也可能被柯比意所挪用，寫成薩伏伊別墅建築五大原則。

女性在面對這些結構性的障礙時，如何透過一些積極的行動，開展出新天地，也是這本書最動人之處。二十世紀初有許多女性積極爭取入學，使得排除女性的建築學制得以改變；朱利雅．摩根就是如此進入巴黎美術學院。而第六章專文介紹的愛莉絲．德沃芙（Elise de Wolfe）不只是充分發揮自己室內設計的才華，還戮力將這項女性擅長的活動，從太太的居家任務，轉為知識技能被認可的專業發展。不只是這些特立獨行的女性為建築設計專業打開了新局，女性主義社群更集體性地改造建築專業，重新發展出不一樣的設計。本書第三章就探討了1970年代在英國發展的女性主義設計組織「母體」（Matrix），如何創造了新的設計模式與作品。

性別研究的取向，的確不只是要讓天后重見天日，也強調認可女性在其他層面對於建築的貢獻。本書就特別凸顯建築設計的複雜環節，讓無所不在的女鬼一一現身──建築學校裡的女老師、看重女性設計的贊助者，設計師要面對的業主與使用者──而這些人經常是家庭主婦與媽媽。在女性主義的建築實踐中，就特別認可使用者的重要性與貢獻，女性主義社群Matrix提出了「參與式設計」的設計流程，建立了共同創作的設計流程。不只是建築師的太太需要同工同酬同獎，家庭住屋設計與裝潢擺設的主導者──那些無名太太們──也為女性主義建築師看重，將之視為一同工作的伙伴，共同進行參與設計與營造。

從探問建築大師為何缺乏女性，到挖掘女性主義觀點的建築設計，本書清楚地呈現諸多女性主義的實踐，鋪陳了建築改革的藍圖。這些反思提出，要挑戰建築界強調的明星光環、個人崇拜，重新彰顯建築界的團隊合作，並打破設計者與使用者的層級關係。改革之路也強調，透過看重使用者的生活世界，能促使建築設計更凸顯社會生活的連結性與相依扶持，讓建築設計促進日常生活品質，而非僅是為了凸顯建築師的個人標記。而看重使用者的設計能力，不只使得建築設計更加民主化，也促發更多新興的作法，包括打破設計與營造的分工，或是以使用者為主體的共同設計作法。

《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主要是以歐美建築設計界的女性歷史為主，而在最後一章提點了一些日本建築師的圖像，或許更能觸動台灣的讀者。這章探討日本集合住宅的方案，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批評安藤忠雄，並以重視多元成家的理念，讚許妹島和世。終章餘音繚繞，也期許能夠引發台灣本地建築設計的反思與行動，看見更多現代建築的女鬼、太太以及天后們。

對大多數人來說，露易莎．塔絲夫人（Louisa Tuthill, 1799-1879）應該是相當陌生的名字。塔絲夫人是美國出現的第一本（1848年）建築史書籍作者。塔絲未出嫁前的名字是路易莎．凱洛琳．赫金斯（Louisa Caroline Huggins），1799年出生於康乃狄克州紐海文鎮（New Haven）的士紳家庭。塔絲夫人的祖父曾經是第一任州長，顯赫與富裕的家世，讓塔絲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以當時社會在性別與階級條件來說，她的確是非常幸運的。塔絲曾經在利奇菲爾德（Litchfield）與紐海文兩地接受教育。這些學校在當時均自豪於其具有超越時代的辦學精神與卓越的學術表現，特別是塔絲在紐海文就讀的學校，宣稱其所教授的希臘哲學與高等數學，其程度與內容是跟耶魯學院（Yale College）一樣的。不過，更可貴的是，在這個接受教育過程中，經由持續與同樣受過良好教育、有品味與教養的人互動交流，對塔絲來說是更重要的薰陶過程（Hart, 1852, p.100）。

1817年，塔絲嫁給紐約州的律師康乃勒斯．塔絲（Cornelius Tuthill），定居於紐海文。塔絲律師原本有志於從政，無奈感染斑疹傷寒，只能放棄從政的念頭，轉而投身文學領域。一時之間，他們位於紐海文的家，儼然成為文藝圈經常聚會的重鎮，這些文人創辦刊物Microscope來發表自身與同好的文學作品，成為提供發表管道、培育作家的搖籃。塔絲幼時便有寫詩的習慣，書寫是她主要的喜好，自少女時期起累積許多不同類型的作品，包含詩、短論、劇本、故事等等。但當時的氛圍並不鼓勵女性作家，塔絲自己也有意地抗拒這樣的發展。反而是先生鼓勵她寫作，以及持續接觸博雅領域的知識與研究；在先生的鼓勵下，塔絲開始積極地寫作，將作品發表在刊物Microscope。然而，不幸地，塔絲律師於1825年辭世，留下三女一男四個小孩，此後，寫作成為塔絲撫慰、寄託心情，以及賺取生活費的途徑。

塔絲的出身與教養，身為母親的角色等背景條件，使她當時撰寫出版的書籍多為禮儀書，亦即，這些書乃是當時社會用以作為教養小男孩、小女孩如何學習符合禮儀規範，依循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以成功地延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價值，創造美好家庭生活的父權家庭體制意識形態。這些書籍在當時是極受歡迎、也有其固定市場的暢銷書。例如她撰寫出版的《我要成為一個紳士》（I will be a Gentleman, 1844）、《我要成為一個淑女》（I will be a Lady）均銷售超過二十版；1846年出版《我的老婆》（My Wife, 1846）小說，則是欲藉由故事的方式，關切兩性如何面臨走向婚姻可能遇到的各種狀況與問題。除了家庭觀念與禮儀教養外，為了提升孩子們的博雅教育與藝術涵養，她特別著力於從建築入手，以期從美學、欣賞的層次，讓孩子們藉由認識建築提升其品味與文化。1848年，其名為《建築史》（History of Architecture）的書就此誕生。塔絲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美國的仕女們，妳們是品味的仲裁者，為此，這本書是戰戰兢兢地寫作出來的。」塔絲在該書前言提及，建築代表美學意義與文化價值，由於之前未曾出版過相關的書籍，因此，她希望這本書是每個美國家庭書櫃都會收藏的，由這段話所透露的是，藉由建築美學來涵養品味與文化，具有社會教化的價值為當時社會隱含的氛圍，這樣的意圖與當時其他的禮儀教養書構成了寫作建築史的論述基礎。
這本書有28章、長達426頁，除了46幅版畫與102幅木刻外，另外還有兩個附錄，一個是主要建築師的年表，另一個是建築術語詞彙。綜觀全書，塔絲雖然並非所謂的「專業」建築歷史學者，任何人都可以很輕易地提出對這本書的批評，但從她這本相當精彩的用心之作，還是足以延伸出幾項豐富的討論。

首先，塔絲藉由撰寫此書建構「美國的」建築史意圖。塔絲寫建築史的動機顯然並非要撰寫歷史教科書，事實上，她意圖建構的是一部可以從歐洲文化中心論解放出來的、取得其論述正當性的美國建築史，不僅希望能協助美國本土建築專業的建構（Doumato, 1989, pp.8-9），更重要的，是為正積極邁向單一國族國家（nation state）路途的美國，從建築藝術與文化傳統中找到支撐其意識形態的美學化措辭（aestheticized narratives）。舉例來說，塔絲花了一整章討論材料的問題，「第21章 美國建築的材料」（Materials for archite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開宗明義便宣稱在廣袤的美國本土，上天的恩賜，美國有著最為豐沛的，能做為建材的各種天然資源，除了林木之外，像是砂岩、石板、純白的大理石、石灰石等等，藉由在地材料的獨特性，一方面支撐的建築構法、材料運用與形式構成，也自然突顯了在地風土特性，彰顯美國建築獨有性格。

其次，藉由陶養女性美學能力以提升整體家庭價值與品味。塔絲在扉頁將此書獻給美國的女性便已經清楚表達此意圖，在19世紀末期積極建構國族國家過程中，如何藉由教育女性，使這些「家中天使」具有安排、照顧、規劃家庭的能力，不僅可以確保家中男性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課題，更是在家庭意識形態（family ideology）層次，促進且強化了父權體制的社會再生產。

第三，透過建築建構出以日常生活及機能服務為主的問題意識。對於家中主婦身分的高度認同，關切家中女主人如何透過訓練與陶養建立美學品味，因此，在這樣的問題意識引導下，可以看到塔絲在建築史一書中，提出許多的發問，可能是跟主流歷史學者非常不同的觀看角度。例如，如何成為一個具有知識水準的消費者，以成為明智的業主；應該有專門的學校來訓練建築師；將機能視為任何建築最為核心的部分；以及，最至關重要的，如何讓建築的存在，成為完成每日生活的有機組成。

塔絲的作品問世時，沒有人提出什麼批評，因該書誕生於美國國族國家形構發展的歷史過程，都市中產階級家國想像中，對於良好教養與美學品味的論述架構下，塔絲成功地以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教養與品味的母親角色，藉由西方藝術美學集大成的建築為母題，巧妙地接合上了國族國家需要建構自身美學文化傳統的歷史時刻，這個論述建構的歷史因此被「自然化地」（naturalized）融入了美國社會發展脈絡。進入20世紀後，隨著該書的多次再版，許多研究者紛紛提出對其著作的正面評價與高度肯定（Doumato, 1989, pp.11-13），這本看似素樸的、美國本土最早出現的建築史寫作，雖獲得了建築專業論述的肯定，但其所誕生的歷史時刻及根源，以及一位辛苦單親媽媽捍衛家庭價值的信仰與所付出的努力，卻相當輕易地消融於歷史之中，與主流歷史向來習於抹除女性身影的傾向相當一致。

相較於塔絲以其著作，在一百多年後終於取得認同，美國第一位從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建築學位的女性蘇菲亞．海登．班妮特（Sophia Hayden Bennett），其所遭遇的挑戰顯然是更嚴峻的。班妮特雖然憑藉自己的努力，在當時加諸女性的種種限制下，成功地取得建築學位，但由於生理性別的先天差異，班妮特畢業後面臨就業的困難，相較於她的男性同儕輕易地以建築師的專業身分取得工作與表現機會，她只能到學校擔任繪圖課教師。1892年，班妮特原本獲得了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女人之屋」（Women’s Building）的競圖，但這卻不代表專業路途的順遂開端。更糟糕與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依照當時的行情，男士若取得相當規模的設計權，設計約為10,000元美金，但班妮特只因身為生理女性，只能得到1,000元的微薄酬勞，僅為男性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在施工過程中，施工廠商會以女人不適合參與工程監造等理由，任意地要求她修改原本的設計圖，即使最後這個作品獲得肯定，但這些過程中的挫折，讓她再也不願意參與任何建築實務工作。

班妮特的故事從某些角度來看，可能只是歷史長河中的滄海一粟，從結果論來看，雖然因為班妮特或自願或非自願地、放棄執業生涯，我們也因此缺乏見證、討論她的設計作品的機會，或可以此更進一步地來推論、討論女性建築師在專業上的表現如何，或者如許多人所習於、極為簡化而機械性發問，「女性建築師的設計跟男性有甚麼不同」、「女性建築師真的可以或會比男性建築師優秀嗎？」、「那為什麼歷史上的女性建築大師很少？」等等問題。然而，創造一個讓所有人都能達致追求自我實現的社會，難道不比去論證歷史上有沒有夠偉大的女建築師來得重要？那麼，我們是否可以以此來質問，為什麼這個社會讓女性建築專業者無法充分地自我實現？反而是加諸女性種種結構性的限制？而不願意討論、不願意面對這樣的質問的社會，又是一個甚麼樣的狀態呢？


圖文提供/典藏藝術家庭；編輯/何?融(何熊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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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書訊」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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