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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vs.保守!兩代東京奧運主場館的轉變 背後意義大不同

發布時間 : 202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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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是日本從二戰後在各領域都極力建設的時代,除了當時的國外建築師尚無法全面性的理解日本的文化與建築外,1964年的東奧場地「代代木競技場」,勢必採用的是本土的建築師。加上1960年代在日本建築界所興起並由日本建築師丹下健三所帶領的「代謝派」,便是企圖將日本的建築聲望提昇到可與國際一較高下的境界。而1950 由丹下健三在廣島為紀念原子彈爆炸逝世者所設計的「廣島和平記念資料館」,也讓他成為了全球矚目的建築師,因此最後由丹下健三來承接代代木競技場的項目,是再也合理不過的決策,由這位當時在聲望與技術兼備的建築師來展現日本建築與國力的進步與強盛感。

 

慎文彥-代代木競技場;Photo credit by Tokyo 2020

 

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在呈現日本傳統建築風格與表現現代建築技術的平衡上是不容易取捨的。60年代時,在東方國家中若想要在建築中表現出與現代主義融合,卻又儘量能維持住該國家傳統的建築風貌的結果下,所需要的便是在結構的表現性上著手,也就是如何用現代的技術,表現出如中國或日本在木構造結構下所呈現出的結構美與空間性。代代木競技場有著一百二十公尺長的無柱廣闊空間,若以全木構造而言,不僅技術有所難度,最重要的是,在濃厚的傳統建築風格下,其實是很難表現出日本對現代化的進步與野心,也很難表現出日本二戰後的極力想以「工業化」來與世界對話的企圖,這或許也是丹下健三這位建築師當時所考量的。

 

二戰後的日本,極欲趁著1964年的東奧展示國力與世界平起平坐,也是當時日本發展上很重要的轉捩點。而若說到代代木競技場後來被日本登錄為「文化財」的話,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對日本來說的奧運本身可說就是一種無形的文化財。當然,以代代木競技場所呈現出的建築水平來說,的確在當時是在世界上引領風騷的建築成果,使得丹下健三相較於全球的建築師而言毫不遜色。而這對隈研吾來說,以建築作品的角度而言,應該會是一種壓力,而以時代性的角度來說的話,也應該是無法超越代代木競技場在當時為日本所需展現出的標誌性。但對隈研吾而言,在這次被賦予在這麼緊湊的時間下需完成這樣的建築作品,同時也是做為東奧的主場館而言,是值得被稱讚的。

 

代代木競技場內部空間;Photo credit by STB-1

 

「負建築」

若談到隈研吾的「負建築」,或者又被稱為是「弱建築」理念,呈現出的是一種「通透與鬆軟」的感覺。但在新國立競技場這項目中,卻比較看不出有這理念的呈現。或許是在設計與施工期時間的被壓縮下無法完全地按照這位建築師的理念而行。但或許也如這位建築師所說的,新國立競技場屋簷重疊設計從「奈良五重塔法隆寺」中所得到的靈感,將日本傳統的建築工藝融入新世代的大型建築中,以及在「負建築」理念的實踐下因此降低了原本規劃的整體建築的高度,對於處在神宮週圍的大片綠地中的新國立競技場而言,依舊是受到大部份民眾的喜愛。

 

隈研吾-新國立競技場;Photo credit by Tokyo 2020

 

建築與東奧

若說1964年丹下健三的代代木競技場代表的是日本在二戰後一股強而有力的起飛狀態,那麼隈研吾的新國立競技場所呈現出的就是日本從90年代泡沫經濟崩壞之後,整個國家氣勢呈現下滑的現象,已經見不到60、70年代日本工業化後的強盛姿態。而從建築的角度來看,也比較看不出日本在建築上的「雄心壯志」,而是以一種較為保守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時代性。的確,不論從社會、經濟、生活或是國家戰略的方面來說,舉辦2021年東奧的日本,確實與50年前屬於發展中國家的1964年完全不同,在建築所欲展現的意義上也無法完全相比。但在1964年以國威宣揚型奧運與2021年的城市文化再生型奧運來對照,這次的東奧相較下是一次振興城市的奧運,同時在面對少子高齡化及人口減少趨勢下的日本,以較保守的態度來尋求再度的進步,同時籍機提升東京的國際地位,或許是更好的選擇。

 

隈研吾-新國立競技場;Photo credit by Japan Sport Council

 

王增榮

比格達工作室主持人,從事建築評論、建築旅行、策展

 

 

【延伸閱讀】

以東奧場館建築美學與整體規畫為例,探討國際級賽事與都市再生及台灣借鏡之處

從東京新國立競技場 探討日本傳統建築與東奧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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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專訪/王增榮

文字整理/蘇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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