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修澤蘭建築師看臺灣戰後現代主義的建築發展軌跡

By 欣建築2019/12/03

不同方向的衛道聖堂舊照；圖片提供／許敬忠先生前言──為何寫作這本書？臺灣當代建築史是什麼？既有的建築史論述，討論臺灣建築現代化的切入角度，多以臺灣與西方現代主義建築運動的橫向移植、直接抄襲與水土不服等觀點為主。「橘逾淮而為枳」般的警世語言，似乎睿智地預示了必然的劣化觀點。然而，是否有任何新的觀察與理解角度？本土觀點的嫁接是否足以自發地孕生出不同觀點的理解及其產物？要更為精確地詮釋在地發展經驗，避免僅採取單一視角，特別是設定了以西方現代主義建築運動為單一「正典」（canon）的詮釋觀點之外，更深入地掌握自身經驗與發展歷程；如文化人類學家所提出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s）（

不同方向的衛道聖堂舊照；圖片提供／許敬忠先生

前言──為何寫作這本書？

臺灣當代建築史是什麼？

既有的建築史論述，討論臺灣建築現代化的切入角度，多以臺灣與西方現代主義建築運動的橫向移植、直接抄襲與水土不服等觀點為主。「橘逾淮而為枳」般的警世語言，似乎睿智地預示了必然的劣化觀點。然而，是否有任何新的觀察與理解角度？本土觀點的嫁接是否足以自發地孕生出不同觀點的理解及其產物？要更為精確地詮釋在地發展經驗，避免僅採取單一視角，特別是設定了以西方現代主義建築運動為單一「正典」（canon）的詮釋觀點之外，更深入地掌握自身經驗與發展歷程；如文化人類學家所提出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s）（Geertz, 1973, pp. 5-6, pp. 9-10）主張，透過民族誌般的書寫與刻畫，以期同時掌握作用者的主體實踐，及其所處的歷史時空脈絡，或許是對抗單一視角與自我他者化論述危機的可能取徑。

修澤蘭（1925-2016）建築師為臺灣當代建築專業者中，作品跨越多樣類型、具高度表現性、引發話題，卻顯得神祕而相關研究極少的一位。在修澤蘭的專業實踐中，一般人最熟悉的當屬陽明山中山樓與花園新城社區。前者以當權者屬意的「宮殿式建築」樣式受到矚目；而修建築師及其團隊在烏來山區開發的花園社區，為臺灣第一處訴求良好居住品質與服務機能的山坡地住宅社區，具時代指標性意義。其作品類型跨越多種樣態與其個人背景有關。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後，以鐵路局的工程師身分在臺灣任職，故曾參與多座臺鐵火車站與鐵道相關建築設計監造工作，如倉庫、訓練所與員工宿舍等工程。身為虔誠基督徒，以其教會人際網絡受邀參與多處宗教建築或教會學校建築之設計；其中以臺中衛道中學的設校與聖堂的設計最為人稱道。

不同方向的衛道聖堂舊照；圖片提供／許敬忠先生

再以其所運用的建築形式來看，除了陽明山中山樓及臺中教師會館，因國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需求所展現的宮殿建築外，相較於彼時戰後臺灣現代主義大量簡潔、理性的建築風格，修澤蘭的作品經常以強烈的幾何形式、大量曲線或雕塑般的量體造型，引人討論與關注。其建築作品可謂為1960年代以降，臺灣建築現代化快速發展過程中，充滿實驗性格、且個人風格強烈鮮明，但卻是探討臺灣當代現代主義建築實踐歷程中，遺失的一大塊拼圖。本研究認為，這個遺失的拼圖應該可以視為臺灣戰後建築及藝術創作發展，面對現代主義的多樣性與實驗性格，在威權統治時期高度被壓抑，甚至是扭曲引導其發展樣態的案例之一。

然而，前述提及，臺灣當代相關論述對修澤蘭建築實踐的詮釋，乃是著眼於形式主義的觀點，缺乏其他歷史與社會發展脈絡的分析，也未能凸顯出建築實踐在當代建築文化層面的價值。亦即，這裡涉及了建築歷史方法論的知識生產視角。在主流的建築史架構中，主要以建築形式風格切入探討，本質上為純然視覺化的研究取徑；在高度尊崇外在表現形式的認識論中，攸關建築生產的歷史脈絡、社會文化或生產過程，均非臺灣戰後主流建築史所關切的主題。而對於建築價值的思考與探討，也就僅停留在形式風格層次，但建築實踐及其所承載人類社會變遷的各種痕跡與文化內容，則無法從形式主義觀點取得任何線索。

舉例來說，如果回到建築工程專業脈絡來發問，修澤蘭執行陽明山中山樓的工作，在臺灣營造經驗有限，相關工程機具設備窘迫的歷史時空中，許多營建過程中的難題，是如何透過土法煉鋼地以有限的人力完成？是否留下任何足以累積的專業經驗？中山樓的室內裝修與細部設計、家具製作等工作，如何整合不同的工程介面，從建築、室內設計到家具擺設，能夠相互接合、順利完成？易言之，如果將研究視角置放於臺灣戰後營建工程發展的發問，而非從建築的空間文化形式來討論，我們對中山樓的見解和歷史定位，是否會完全改觀？或者另一個更為簡單的提問是，究竟在建築史的知識體系中，什麼才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再從建築形式來說。中山樓以其宮殿式建築的樣式，長期被詮釋為「封建保守」的威權想像，無法和象徵著「民主」的現代主義樣式相提並論。然而，若是換不同角度來看，這個以「國民大會」代表人民作主、主權在民的民主殿堂，不再是聚攏著皇帝權力核心的所在，而是以這個宮殿式建築來意涵著人民取得了權力，因此得以坐擁此權力空間？換言之，對建築形式的詮釋與討論，本即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角度與思維。那麼，何以長期以來，對於這類建築文化的討論，始終音量微小，甚至是系統性地排除了對這類建築的討論？也就是前述所提到的，針對建築生產的歷史脈絡、社會文化與空間生產過程的討論弗如。自然也就無法從這些建築的空間文化形式，作為思辨臺灣戰後歷史推演的軌跡，以及曾經浮現的各種文化反動或抵抗的可能性。

前述的發問，引導出本書寫作的起點。

最初，從一開始，是個簡單的從經驗到理論觀點的發問。修澤蘭為臺灣戰後重要的建築師之一，有著如陽明山中山樓、花園新城等重要的專業資歷，何以在日常生活經驗所能搜尋的資料中，幾乎難以獲得相關的資訊與紀錄？為了要解答這樣的疑惑，我試著提出一些想像與假設。

專業中系統性的性別排除，是曾經試著提出的性別分析觀點之一。特別是當我曾經收集到一些訊息，指稱修建築師並沒有「多了不起」，傑作有限。言下之意，並不具有太大的研究價值。我想知道的是，專業的評價與討論何在？我們如何評價建築師的專業實踐？這些討論是否具一定的準尺？至少，我認為應該有更多的豐富思辨過程與史料，幫助於我們進行紮實的對話與討論。然而，這顯然是另一個難題：修建築師留下來的研究資料實在太少了。修建築師的事務所曾經在1980年發生火災。當時把先前重要的圖面資料都燒毀了，以致於後人難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史料來進行研究。想要試著挖掘、並且解釋何以這位專業者在歷史中被淹沒、忽略了，是一路開展這個研究的意念。即使後來才知道路徑上的景致跟我理解與想像差距不小。

曾經請教建築領域的資深前輩，為何沒人研究修澤蘭的建築。得到的回答是，因為許多專業者認為，陽明山中山樓的宮殿式建築乃是一種保守的象徵，代表著復古、後退，而無法與當時臺灣發展正熾的現代主義建築樣態，以及整體社會對現代化無限渴求的欲望相匹敵。在現代化、摩登即等於「進步」的意識形態作用下，自然沒有人願意如此「政治不正確」地來研究修澤蘭的建築實踐歷程，甚至，是不屑與之為伍的。

針對「現代」與「保守」的二元分化觀點，以鋼筋混凝土來興建中國宮殿式建築樣式、對應於堅硬地盤與溫泉破壞性力量的結構工程與施工技術，這些難道不是屬於現代化的發展範疇？從建築外部到室內設計的細部，建構許多以傳統元素或象徵發展為設計的符號，這不也正是一種致力於建築設計的在地文化抵抗，以對抗全盤西化的外來移植？從這些軌跡，是否可以挖掘出臺灣在地的現代主義建築發展軌跡與歷程？

然而，這些所謂保守落後、不願與之為伍等觀點，現在看來，都是極為後設地，並非直接對應到當時的歷史時空脈絡中的─ 1966年中山樓落成時，蔣介石的權位仍是穩固而難以挑戰的。修澤蘭順利完成這個龐大的挑戰，自然是獲得當權者的肯定，也循此成為故事登上小學課本的、家喻戶曉的女英雄，享有極高的社會聲望。當然，在此並非要正當化權力擁有者的威權統治，而是想要提問，當研究這種建築與空間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是否有助於對臺灣當時所處威權社會的理解及詮釋？是否可以成為討論統治者文化霸權的一環？何以我們如此害怕面對歷史？這又重新回到前面的提問─在建築史的知識發展脈絡中，什麼樣的經驗現象與問題才是具有研究價值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在這個懼怕貼近對威權時代的理解與想像的情境下，究竟意涵著我們面對何種建築史的想像？

陽明山中山樓全境俯視圖（照片取自2017年12月8日聯合晚報）

為女性專業者留下紀錄

在持續發問與尋覓答案的過程中，擔憂修澤蘭設計的這些已有相當年紀的建築，特別是大量的校園建築，是否會因為校舍更新等硬體改善計畫，而無法挖掘出更多的故事。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之際，中部許多建築物倒塌與瀕危，例如日月潭教師會館即遭到拆除重建；臺中教育大學拆除求真樓，改建為新大樓。東勢火車站改建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凡此種種似乎讓研究腳步推進的迫切性益顯嚴峻。

2016年，偶然獲知維基百科已經寫出修澤蘭過世的消息，除了透過臉書社交媒體，相互確認訊息正確與否外，安靜離世的修澤蘭，帶來無限的惋惜與遺憾，也因此從臉書上認識了許多修澤蘭的「關係者」。這些關係者，包含她早期的員工與同事；有目前仍然居住在花園新城的住戶，感謝她留下這麼好的居住社區。有著曾經就讀於她所設計的學校使用者，相互分享著少時的學生歲月，以及跟這些校舍的故事。當然，還有著來自各地的文史工作者，珍惜著這些不同地區，修澤蘭所留下來的設計與智慧，迫不急待地，想要相互分享交換著，每個人心中和修澤蘭共有的那份環境情感與記憶。甚至，連參與校園建築的公務員、學校行政工作者，開始思考著，是否應該致力於建立臺灣戰後校園建築的檔案、史料與歷史？這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傳遞出來的熱烈情感，讓我不禁想問，我們是否曾經如此認真地看待或關心過，為我們設計環境的專業者在想些什麼？如果，一位環境設計工作者過往的努力與付出，能得到廣大使用者，因為自身空間經驗上的情感記憶與認同，而想要更了解她，難道不應該為這樣的專業者留下更多的研究與史料嗎？

從最初開始書寫與修澤蘭相關的研究論文，迄今已逾十年。令人汗顏地，進展相當有限。前述提及，圖面資料與相關研究有限的困境。但幸運的是，陸續採訪到修澤蘭的同事，獲得許多第一手的資料。這些受訪者的熱情分享，是促成這本書的重要力量。然而，相對來說，仍是有許多結構性的限制。舉例來說，與我們現在所熟知，建築師和營造廠、建設公司開發商，分屬於不同的角色，共同參與建築營造過程。修澤蘭除了開業成立「澤群建築師事務所」外，後也成立「新城實業公司」負責花園新城的整體開發，旗下即有大量工程人員。另一方面，當時為了響應政府支援對沙烏地阿拉伯的開發建設，新城公司也派遣工程隊參與援外開發。目前所能採訪收集的資料中，以曾經參與工程營造者居多，參與設計工作者有限。從設計師與工程師兩者在角色的差異，這樣的分佈不令人意外：設計師進入事務所後，部分會隨著事務所持續擴大規模，但多數以自身專業歷程成熟後即離開獨立開業，或者是前往國外進修，較少選擇繼續待在原事務所；反之，工程師則是多選擇留在團隊裡，形成和修澤蘭夫妻倆人維持著相當長久而延續的關係與情感。訪談過程中發現另一個問題為，修澤蘭因為開發花園新城的沈重資金壓力，心力交瘁，乃是拖垮其專業生涯的重要因素，許多昔日多年情誼的同事，基於生計只能被迫離職。因此，修澤蘭仍留在臺灣的晚期狀況，較難以取得相關的研究資料。

過去，對於建築師的研究，向來是非常「作者論」（Auteur theory）導向的。在整理訪談的過程中，幾項一直被同事提及的形容，對修澤蘭的強烈印象為，她相當愛國。她對建築設計藝術的追求，乃是標準高、嚴謹，並且關注整體的藝術表現。她是虔誠的基督徒，不重視自己的金錢，持續投入基督信仰的宗教生活，即使在她自己經濟已經不寬裕的時候，她仍然盡力捐助金錢給教會。對於國家的高度認同與情感，以及對於建築藝術表現追求完美與前瞻的意念，幾乎可以說，她畢生以追求現代化的、更進步的建築專業表現，來彰顯國家榮耀、促成社會進步，致力於達成一個更理想的「反共復興基地」，並為此價值努力不懈。反過來說，「現代化」與「民族情感」是推動著修澤蘭建築理想與實踐的兩股重要內在力量與價值，或許可視為標示與詮釋其建築專業歷程的關鍵字。這也是本書書名的來由，以及想充分論述的核心論點。

前節提及，當前建築史的論述模式，過於形式主義的視覺化視角，高度忽略對社會歷史脈絡的分析，也因此，難以探討建築實踐是否還具有任何不同的價值面向。以修澤蘭的建築實踐為例，從經驗研究的角度來說，歷史史料匱乏的現象值得關注；但從理論概念來說，是否有不同的分析視野，提出對於臺灣當代建築史的反思觀點；亦即，是否可以從不同切面來重新詮釋建築的價值，例如，花園新城開發的社會改革意念，不也正提醒了建築實踐中高度被忽視的價值？以及藉此來提出對臺灣戰後現代建築發展的不同想像？

本書作者的確有著想要為特定人物留下歷史性紀錄的意念。研究者意圖凸顯修建築師懷抱著一身好功夫，想貢獻於她所愛的國家民族社會，特別是臺灣因為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於1960-70年代間，普遍面臨著住宅不足、居住環境不佳的歷史情境，這是促成修建築師想要開發花園新城的時代背景。但最終因為花園新城開發的沈重財務壓力，以及當時國內關於山坡地開發的法令規範與經驗不足等等結構性的限制，致使其先驅者的角色，背負著時代性的悲劇性格；另一方面，在進入1990年代後，房地產開發大幅擴張，固然使花園新城失去其獨特性；但國族國家的認同危機，以及訴諸於本土認同的轉變，文化價值的多樣性發展，集權統治者與其意識形態的垮臺等等社會變遷，更是加速其失去舞臺的歷史因素。從個人生命史來記錄這個過程，是理解臺灣社會變遷與專業實踐之歷史研究不應錯失的重要片段。

因此，本書以文獻、圖面資料和訪談為資料基礎，試圖詮釋修澤蘭建築實踐的表現形式、建築風格與意義內涵，透過歷史性地資料收集、整理，詮釋與分析，重新想像臺灣戰後威權統治情境中，以國族主義作為美學措辭，建構統治正當性的意識形態的藝術表現形式，如何對應於現代性所允諾的進步、啟蒙、理性與民主思維，面對著「中國建築現代化」的論述，以期映照出現代藝術政治反動的矛盾與挑戰，以及對臺灣當代建築現代化論述貧瘠的反思。

呈弧狀的教師會館正立面；圖片提供／財團法人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從理論到實踐：本書章節概述

要如何書寫一位時代先驅者的生命經驗？本書的鋪陳與架構奠基於研究者個人主觀的理解與詮釋─研究者對修建築師專業實踐的相關觀察，個人研究視角為不可避免的研究起點，具高度選擇性。然而，資料有限的結構性限制，社會大眾或是既有研究論述現況對修建築師的想像與理解，也是影響本研究推展視角的參考線索之一。甚至，似乎難以選取單一的理論觀點來討論相關課題。因此，本書的寫作與推演策略，乃是於各個篇章中，設定不同主題以聚焦對修澤蘭建築實踐的書寫，並試圖提出相關理論概念，來梳理不同面向的課題。簡要說明本書發展的相關觀點與主題如下。

首先，從女性主義建築史觀點來具體回應修澤蘭在臺灣當代建築史論述中的「缺席」：這是一組循環論證。修建築師雖然是生理女性，但並不意味著女性建築師的歷史一定會被忽略或淹沒。然而，在經驗現象上，修建築師的建築實踐的確是高度被忽視的。以女性主義建築史理論觀點切入，並非因其生理女性的緣故，而是一方面要以此提醒，歷史偏誤的觀點如何隱匿了過去不被認可的歷史樣態，而以此已高度被扭曲的歷史，來否定其存在的價值。換言之，一開始提出女性主義建築史的理論概念，並非為強調其為生理女性，而是為了避免以過去長期扭曲的視角，否定修澤蘭的建築實踐與生命經驗，並以此來評價其專業實踐，淪為持續鞏固主流的建築史觀點。然而，這樣的女性主義認識論的論述介入，現象上來看，在國內的專業論述界，對女性主義建築史的態度，似乎有著某種「不討論」的討論，亦即，一種論述的缺席狀態。此缺席狀態指出了國內對女性主義建築史理論觀點的論述距離。

凱倫．佛朗克（Karen Franck）透過認識論的討論，批判了立基於精神分析理論的「照顧的倫理」（ethic of care）概念。她認為，將男性／女性兩個概念簡化地二元對立，以此來比照公共／私人、客觀／主觀、理性／感性、陽剛／陰柔等等，乃是一種理論上的謬誤，這個謬誤乃是潛藏在建築實踐中的假設。相對於僵固的二元對立思維，佛朗克提出：重視連結與包容性（connectedness and inclusiveness）；關注照顧的倫理與日常生活的價值（ethic of care and value of everyday life）；強調主體性與情感的重要（value of subjectivity and feelings）；凸顯複雜與彈性的價值（value of complexity and flexibility）等四個不同課題與向度，重新確立女性建築師的實踐，及其在社會建築領域的主張與概念與專業上的價值（Franck, 1989）。

從這個論述脈絡，研究者也從四個角度，提出女性主義建築史對拓展研究視野之論述性價值：毋庸置疑地，女性主義理論概念有助於勾勒出多元視野的建築分析，點出以往可能的研究盲點。其次，立基於照顧倫理的思維，女性主義研究重新召喚出現代主義建築運動以降之社會改革根源，這個價值有其恆久追尋的價值。此外，既然強調設計的倫理，也回應長期以來，為對抗建築師的霸權，許多建築專業者致力凸顯「使用者友善」的倫理觀點。最後，回到女性主義批判最初想訴說的論述困境：如何描繪出不同專業者，特別是從結構化的性別差異經驗出發，所可能提出的專業想像與歷史重構（殷寶寧，2015）。從修建築師的專業實踐歷程中，研究者試著以女性主義建築史的探詢觀點來詮釋這位建築師的生命經驗。

因此，第一章以花園新城住宅社區的誕生拉開序幕。以花園新城的住宅社區為探討主題。這個主題可以說是討論修澤蘭建築專業生涯，不能不到訪與體驗的嚴肅課題。不僅因其從建築設計轉身為開發商的角色值得分析，或者是臺灣第一座山坡地住宅社區的歷史軌跡值得記錄，更重要的提問及發想是，建築師如何想像一座住宅、一個家，似乎是探討建築師職業生涯「豐功偉業」之餘，鮮少引起太多人關注的課題。然而，弔詭的是，這卻又是影響你我每日生活真實樣貌的關鍵地點，經由每日日常生活的不斷操演，牽動著每個人的情緒感受與環境認知。

雖然從時間序上來說，花園新城並非修澤蘭早期的建築實踐。正是因為修澤蘭獨立開業迄今已經超過一甲子，時間距離拉出了歷史想像的空間，以花園新城這個仍有許多居民長期居住於此，社會大眾熟悉度較高的案例，讓讀者得以進入時光隧道，重新想像超過半世紀前的臺灣社會所面臨的都市生活想像、營造條件、社會氛圍，以及當時的都市計畫體系，如何因應一個急切地想要邁向現代化的社會，又是如何地想像著對於住宅社區的需求與欲望。「住宅」乃是家戶單元與性別社會關係具體再現的空間場域，修澤蘭提出應該以打造有效率的現代住家，來支撐女性走出家庭勞務的限制，成為同時擁有自身職業與家庭照顧角色的現代婦女。

從國族到性別想像的分析外，第一章以空間生產的理論，到引入從陰性思考到照顧倫理的空間設計觀點，分別從實質空間的生產、空間表徵，以及再現的空間這三個不同的向度，來分析花園新城的空間實踐。透過修澤蘭所設想的性別社會角色的介入，以花園新城的空間實踐來思考住宅社區的問題，以及臺灣戰後對住宅社區的需求與想像。

第二章試圖描繪修澤蘭的生平概述，除了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拼湊外，幾位昔日同事的訪談資料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來源。嚴謹、專注、溫暖、重視品質而要求標準高、虔誠的信仰、愛國，這些特質是經過與多位受訪者談話後的感受。期望在這有限的篇幅，與掌握的微薄資料中，拼湊出一位專業者的形象讓人認識與學習。呼應第一章，修澤蘭對花園新城空間生產過程中，其承載著性別社會角色意涵，第二章更進一步地引入女性主義建築史的論述觀點，以期提出對建築師專業角色不同想像的可能性。

許多人對修建築師的首要印象，即是設計陽明山中山樓的知名建築師，是當時統治者的「御用建築師」。這個標籤挾帶了許多的情緒和假設。最主要的情緒當然是充滿了蔑視與否定。然而，這樣的情緒相當複雜，且具有時間軸面向的想像：對於歷經過威權統治的人來說，能和統治者站在一起，代表著個人擁有著無上榮耀與機會，也確保了個人發展的優勢與正向評價。後殖民批判理論中，被支配者對擁有權力者某種內心潛在慾望的投射，一種想要跟統治者一樣，擁有足以支配他人的無上權力，是一種對於有權力者的認同，共同構成時代性的集體潛意識。但對未曾親身經歷那段時期，已經相對較能走出戒嚴時期的肅殺歷史氛圍的人來說，這樣的語言使用，傳遞的是一種對歷史情境無感的閱讀。

這樣的時代性集體潛意識，可以從使用的語言彰顯出來：「御用」、「欽點」等字眼，不僅呈現出某種封建思維，揭露出言者內心對統治者權威的臣服與懾服，想要成為被欽點與御用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這些集體潛意識中，沒有任何從專業價值出發的意涵。這個缺乏專業思維的特徵，見證臺灣戰後尚未具備「現代主義」價值所潛藏的「理性」、「民主」價值體系。亦即，整個社會尚難以支撐起一個從專業訓練體系所構成的完整建築設計與營造系統。這是修建築師及其同輩所面臨的生存處境。修建築師以其龐大的接案量，在這樣的歷史時空中，面對的不僅是整體社會相對尚未成熟，對於領導權威的恐懼和折服的真實情境；也可以說是承擔著促進、帶動臺灣整體社會在經濟與專業層面，在建築設計與營造體系中的發展與前進。諸多困境與尚未開發的局勢為其團隊面對的時代挑戰，但同時也意味著，可以有更多開創新局的機會和能量，甚至可以為時代發展下定義的論述權力。

換言之，正是因為受困於這樣的詮釋與認知路徑，可能是造成臺灣當代建築史視角偏狹的因素之一。因此，第三章討論主題聚焦於修澤蘭的早期作品。亦即，以其1956 年獨立開業後的十年間，在完成中山樓前的作品為討論範疇。受到中山樓盛名之累，修澤蘭早期階段作品因資料相對有限，而被高度忽略。但本書認為，修澤蘭在這個階段的建築實踐具多樣性與實驗性，有許多精彩的嘗試，或許略顯生硬，但對於一位從31 歲到40 歲間的建築師來說，這些早期的努力，仍是有其可觀之處。鎖定這個時期作品有幾項原因考量，及欲探討的課題面向如下：

剖析其接案的人際網絡與建築設計類型

許多人對修澤蘭的印象為其設計大量校園建築，並將之視為與官方關係好所致。但經由訪談資料拼湊出來，早期建築設計委託多以主事者的人脈而來。修澤蘭因同鄉羅首庶女士之誼，經由其邀請，先從高雄女師專開始，後轉往板橋高中，此後陸續接下多所高中、師專等校舍的規劃設計工作。這些從教育界延伸出來的人際網絡，一方面有利於承接到其他校園建築案，同時，也可以廣義地接觸到其他社會教育相關場域。例如教師會館，即屬於戰後重要的社會教育公共空間。

從校園建築到公共建設的參與角色

1956 年以降這段期間，正值臺灣戰後學校建制的需要，也是各種基礎建設開發之際。例如開發中興新村、建制省政府各個辦公廳舍等等，這也正是修澤蘭擔綱陽明山中山樓設計工作挑戰前的十年。這段黃金十年，不僅讓修澤蘭具體參與了國家發展建設的重要階段，也對其團隊有練兵操演之效，鍛鍊與逐步累積其日後的建築設計風格。此外，更有助於持續累積人脈，利於往後接案工作的專業累積。如當時的省教育廳長劉真，即為其後續接獲日月潭教師會館、臺中教師會館的關鍵人脈。而經由劉真推薦給張其昀，得以獲得蔣介石青睞，取得中山樓的設計機會。觀諸這段期間出現的作品及其風格表現，不僅風格多樣，各異其趣，許多作品亦可觀察出實驗性，以及其建築風格的逐漸成型。

現代主義的多樣性演繹階段

觀察早期這十年間的作品，現代主義建築的理想為其奉為圭臬。作品類型與表現具多樣性，而非一般簡化地認知，修澤蘭建築設計風格以宮殿式建築的仿古主義為大宗。相反地，許多建築設計案具高度實驗性。應可為臺灣戰後建築的現代主義發展，提供多一點觀察與理解的視野。

如何開創下一階段建築專業論述

1966 年陽明山中山樓落成，雖為其專業上的高峰。但當時在社會極具聲望的修澤蘭並不以此自滿，反而是積極前往國外參訪充電，特別是在當時相對封閉的歷史情境中，只能藉由出國考察，把更多新的專業想法帶回臺灣，並參與推動臺灣的建設開發與營造產業的發展。這些都是引導花園新城住宅社區出現的重要歷史前景。

如同前述，國族主義與現代主義乃是修澤蘭始終掛懷的兩股重要思考介質。要重新詮釋修澤蘭與中山樓、中國宮殿式建築的關係，關於中華文化元素如何在修澤蘭的建築設計中轉化，以期能夠回應戰後追尋現代建築的積極步調，乃是不可忽視的研究課題。

然而，在戰後臺灣面臨的建築現代化發展情境中，第四章的討論主題轉向一個從偶然開展出的歷史轉折─以楊英風與修澤蘭兩位創作者的合作案例為討論重點。楊英風為臺灣重要的版畫與雕塑家，兩人年紀相仿，但修澤蘭出道較早。楊英風的大型浮雕與修澤蘭在日月潭教師會館的初次合作，促成建築和雕塑的結緣，開創出臺灣公共藝術的原型，也因此合作結緣後，在多處修澤蘭負責設計的公共建築中，均留下雕塑家的作品。楊英風本人致力於發展環境雕塑的藝術觀，成為討論雕塑之於建築與環境空間設計的重要剖面。更有甚者，這兩位創作者共同面臨的處境在於，同樣接受過現代主義藝術教育洗禮，期待著現代主義能帶來的美好許諾，應該如何反映或表現在自身的藝術創作與媒材表現呢？而現代中國的傳統建築或雕塑，又是如何跟這個嶄新的時代精神對話？從修澤蘭到楊英風，看似繞了點不同的路徑，但似乎也找到另一個觀察的視角。特別是從史料收集的角度來說，相較於修澤蘭的作品幾乎沒有留下太完整的基本資料，相關討論與論述有限。但楊英風基金會在其後人的用心與努力下，留下了相當完整的資料，補充許多研究素材，有助於讓許多疑問再往前推進一點點。

教師會館極具意象性的入口（左）、自強不息的日神浮雕（右）；圖片提供／財團法人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在累積了關於「中國建築現代化」的討論之後，第五章想要談「構築」。為什麼討論構築呢？肯尼斯．法蘭普頓（Kenneth Frampton）「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Frampton, 1992）的主張，乃是建築理論中，具體發展為想跟全球各地不同樣態的建築現代主義展開積極對話的觀察視角，其核心的反叛論述，或說文化抵抗的能量，乃是回到最根本的物質性向度，來自於訴諸在地性的感受、情緒、記憶與直觀：在地特殊風土所產生的材料，以及這些材料，經由長期的智慧所發展出來的工法或構築形式；或者，在這些特殊的材料、工法與形式之餘，可能出現特定的使用經驗與環境記憶。前述這些面向共同凝結出「構築」的概念。與其說要如何定義這個概念，不如說是一個分析的角度或思考的方式。

1968年因推動九年義務教育，短期內需要大量國民中學校舍。修澤蘭當時因中山樓甫完工，社會地位與專業聲望高，共同參與如何設計校園建築的相關討論與研議活動。也在當時的陽明山管理局委託下，負責轄下四所國中的設計建校工作。這四所分別為明德、新民、至善與陽明國中（現改為高中）。第五章並非意圖建構大的敘事或理論，而是嘗試從構築的概念切入，聚焦在修澤蘭設計的許多精彩學校建築案例，將觀察視角放在本地的建築形式表現，從設計的細節來揣想，在中國建築現代化的轉化過程中，修澤蘭運用了哪些做法展現在建築設計的表現上，以期能推演出僅是簡化的中國文化元素之外，更多的討論面向與課題。

為了能從臺灣戰後現代主義的建築發展軌跡，逐步地推演到具高度批判性的地域主義視角，這一趟建築史及其理論的旅行，從解構主義、後殖民理論一直到女性主義建築史，試圖能在理論概念上，作為批判性地域主義和構築文化分析取徑的內在肌理與論述基礎。

如前所述，本書的寫作面臨著資料匱乏的挑戰。資料的片斷化，使得要提出完整而全面的書寫分析架構或觀察視野，有著結構性的限制。因此，進入第六章，與其說是要為這本書提出什麼樣的見解或結論，不如視為想提出還有哪些被遺漏的、值得繼續翻找追索的片段。修澤蘭建築師與傅積寬先生透過其建築實踐為臺灣所留下來的珍貴資產，是禮物，更是讓我們得以透過追求現代化之夢，來回顧戰後以降，臺灣整體建築發展的歷程，以及在建築文化的嬗遞中，我們究竟是誰。

作者簡介

殷寶寧

臺北出生。現職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曾任職於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真理大學。主要研究專長包括建築與文化研究、性別研究、都市研究等。陸續於淡江大學建築技術學系、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等教學單位擔任兼任師資。參與創設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建築改革合作社等專業社團。

目前為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出版專書：《情欲、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淡水文化地景重構與博物館的誕生》。

現代性的魅惑：修澤蘭與她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