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王大閎 1942-1995
圖片說明:圖片提供/徐明松
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理事長
華昌宜
王大閎先生在1950 年代以後,結合兩個要素,在臺灣創造了屬於他自己的建築風格:一是西方的現代功能主義(特別是其中屬於密斯的精簡取向);另一是中西文化裡的精英品味。前者是橫的移植,也是當時建築界年輕一代努力宣揚的主張。它是可以學習的,也必然會成功,因為它符合了時代與社會(包括市場)的需要;後者是縱的傳承,只有少數人士,因為家世背景與機遇而有緣吸納了中西文化的精粹。雖然具此卓越建築風格,他卻放棄了在歐美追求名利之途,而遺世獨立,潛存於臺灣迄今六十多年,也成為華人人格上的標杆。閱覽本冊者,能不有感於斯乎?
圖片說明:圖片提供/徐明松
德簡書院主持人
王鎮華
跟王先生相識三十多年,一如昨晚才認識,記憶猶新。
許多話,平淡中見真章,也見真情。
直覺中,還沒談到的比已談到的重要。
比如,他面對中西文化的態度,主體性最不含糊,脊椎骨從未折斷。
他的人跟他的建築同樣硬朗質樸。
他說:意志力比靈感重要!有好的生活才有好的建築。
圖片說明:圖片提供/徐明松
誠品書店董事長
吳清友
大閎先生是一位兼具西方的自信與東方的謙沖的建築師。他在西方受建築教育,當時正值現代主義興起,從他的建築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於自己的生命觀、建築觀有著精確而且堅定不移的信仰。他同時又有東方的謙沖,待人處世如此優雅,卻也嚴以律己。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
圖片說明:1932 年左右,14 歲的王大閎。;圖片提供/王大閎先生
非常建築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教授、前系主任
普立茲克建築獎評委
張永和
王大閎無疑是中國現代建築的先驅,他是中國建築師中最早對現代性感興趣的人之一,同時,他又把中國空間的傳統帶到現代建築裡來。
建國南路自宅和虹廬這兩個作品的平面,是王大閎對中國建築最大的貢獻——同時帶有鮮明的現代建築特徵和中國傳統特徵的空間格局出現了。
圖片說明:1933 年左右,15 歲的王大閎。;圖片提供/王大閎先生
臺灣現代建築學會理事長
郭肇立
在1960 年代臺灣的特殊情境下,如何面對傳統,如何詮釋現代,幾乎是那代建築師最熱衷的議題。王大閎在建築上的表現稱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不僅是觀念與形式美學的成熟,尤其對細部設計與營造性的掌握,更是無人能比。
圖片說明:1935 年左右,與父親王寵惠合照。;圖片提供/王大閎先生
策展人、建築評論家
史建
1949 年以來,臺灣的國家主義建築倉促應對,復古主義較之大陸有過之而無不及,且極端粗俗。然至王大閎設計的國父紀念館為之一變,探討以現代建築理念、營造模式與中國傳統建築精神的有機結合,擺脫了近代以來大型公共建築摹古、復古的定式。遂由古典主義向現代主義堅實轉向。
而其臺北故宮博物院方案、建國南路自宅等,更是持守現代主義理念,對推動臺灣現代建築發展有重要的啟蒙與示範貢獻,是中國現代建築史上承前啟後並引領一個時代的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
現代建築理念實踐一脈在兩岸現代建築史均處於邊緣位置。和馮紀忠先生一樣,王大閎先生也是一生多有波折而甘於淡泊,其理念和實踐的重要歷史價值在近年才日益凸顯,被後人研究、展覽和重新評價。
圖片說明:1936 年,留學劍橋期間,在義大利度假勝地滑雪。;圖片提供/王大閎先生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創始人、名譽教授
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宜興講座教授
夏鑄九
《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簡體中文版終於在上海出版,對於身體還健朗的王大閎建築師而言,這是一次遲來的歸鄉之旅,雖然本書並非僅是建築師個人與其作品的回顧之旅而已。徐明松作為本書作者,在序言中提出了研究的發問。適值全球資訊化年代,面對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當前這種空間的紀元,同時性的時代,並列的年代,兩岸也得以彼此對照,相互溝通,記取教訓,趨吉避凶。而王大閎建築師的專業回顧正可以作為一種典型,讓我們共同審視現代建築的移植過程(the transplant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在臺灣的特殊經驗,最後,我們得以反身看見自己。
當年王大閎由歐美學成返滬,以至於由香港到臺灣,他的建築師志業的建構,正是在戰後“美利堅盛世”(Pax Americana)之下,現代建築向世界傳播的過程。有意思的是,這種現代建築論述移植過程,流動空間的抽象性美學經驗的建構之中,日後後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與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竟然在當時的臺灣就成為建築師的文化堅持,以及競爭建築的意義。
當時國民黨來台的政治計畫正是“國族國家之重建”(rebuilding the nation state),王大閎的現代美學經驗所消化的東方認同,雖然符合文化領導權的計畫(hegemonic project),卻在建築形式上不同於當時公共建築的主要業主心中已經由亨利?墨菲(Henry Murphy)為主,以南京為重要基地,由巴黎美術學院的西方古典美學與東方古典認同相互結合所營造的“民國建築”經驗——那是國民黨政治統治者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imaged ideology),也是“國族國家”文化正統的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在臺灣,1950 年之後有對手與王大閎競爭空間象徵表現的案例,諸如臺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黃寶瑜,畢業于中央大學,劉敦楨學生、助教),臺北市區中心由“總統府”前轉身向南即可望見的、有如北京天壇祈年殿攢尖頂一般巍然聳立的科學館與北邊陽明山山仔後山頭上的文化大學(盧毓駿,畢業于巴黎大學,南京考試院設計者),陽明山中山樓(修澤蘭,畢業于中央大學),以及俯瞰臺北市的圓山大飯店與在城市核心地區、有如最後終局性高潮的中正紀念堂(楊卓成,畢業於中山大學)。
圖片說明:1937 年在巴黎,王大閎與他的VOISIN 轎車。;圖片提供/王大閎先生
與前列建築師的做法對照,王大閎的國父紀念館屋頂與南邊主入口形式的改變過程,是一個空間象徵建構與設計措辭上的折衷與妥協,也是所謂“中國現代建築”在公共建築與國族認同上的象徵表現。國父紀念館在空間象徵上的文化教化與社會共鳴效果,超過了建築師自己以前與當時其他建築師的公共建築設計,這是文化領導權實踐領域中的建築設計展現,表現了“國族國家”的政治正當性與集體記憶的文化教化效果。另一方面,這種現代美學經驗所消化的東方認同的建築類型、空間文化形式的營造措辭與設計措辭,如寬敞基地中獨棟建築與周圍廊、南北中軸線、黃色舒展的屋頂、簷角起翹等,在經濟發展之前,或是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為非正式經濟所主導的臺灣民間社會的形構過程中,已經被接受為文化規範,被視為普同的、有效的、支配性的文化經驗,像是自然的、友善的符號,不可避免地及所有人,“天下為公”,而非僅屬於統治階級的社會建構,成就統治社會的正當理由。
然而,歷史總是充滿驚奇,政治始終造成扭曲,建築終究需要針對歷史與政治不能說出的意義解秘。就在國父紀念館完工之後,最讓建築師與地下的孫中山尷尬的矛盾,莫過於被國民黨奉為“國家哲學”的三民主義,尤其是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民生主義,其中受到美國人亨利•喬治(Henry George)《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一書中社會改革與經濟哲學影響的土地政策,“地盡其利,地利共用”,在政治的現實中竟然已經全然轉化為:政府總稅收占區域總產值比率全世界最低,僅為12% ;土地與住宅政策最無能,房屋稅、土地稅幾近於零,僅約0.02% ;社會住宅數量世界最低,僅占0.08%。這是一個令美國茶黨都心嚮往之的最右翼政權。至此,國父紀念館全然退化成為一個“國族國家”意識形態空間再現的空殼。經濟快速發展,土地政策失控,房地產投機成為全民遊戲,住宅階級(housing class)形構了一個房產繼承社會;土地與房地產資本作為當局與地方權力集團(power bloc)的利益共同體,扭曲了都市計畫,全面造就了空間商品化的境界。甚至,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政治民粹化氛圍裡,臺灣已經變成一個實際上的政治藍綠之別,只有國族認同的分裂,而沒有左右立場差異的、單一化的最右翼政治文化。①至於這樣的社會能否安然地繼續接受前述紀念館的專業構想與意義追求?已經是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答案了。最近一個像是有預言意義的事件發生在國父紀念館南北中軸線正北:因為臺北大巨蛋的緊急疏散通道設計,在自身基地之外向南延伸為忠孝東路地下化的疏散通道,所以必須移除紀念館北側的植栽與路樹。這種粗暴的工程手段徹底破壞了紀念館具有象徵意義的主軸線。掏空挖斷了軸線,失去建築物北邊背靠的植栽,難道是要破壞前述的政治正當性與集體記憶的文化教化效果所依靠的,作為空間象徵中軸線的風水嗎?看來報應將由自己來承擔,不爭來早與來遲。
建築作為生活的空間,工匠巧手心細,建物在乎用,平時重維護,尤講究珍惜,營造不離人氣,遂生意盎然。社會厚德惜物,嚮往美好生活,身心靈間平衡,懂得追尋意義,而不是投機貪婪,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以鄰為壑,城市才得以生機勃勃。現代建築與都市規劃,其實是機器的隱喻,技術性的空間再現,更需要保養維修;不然,因陋就簡,粗製濫造,很快報廢,甚至,因為空間商品化,用過就丟,為了地產利潤,加速拆除重建。臺灣現實生活中的王大閎的建築,一如搶救與搜尋到的殘破建築圖繪,私人與公共的空間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珍惜,其中公共機構的現況尤甚,有經費的局促,有內心的忽視,更顯空間之滄桑。至於意義的追尋,早被遺忘。
具備良好教養的建築師王大閎是最後的貴族,再現了戰後現代建築在臺灣的移植之夢。一個英姿勃發、融通中西的建築師在充滿繁殖能力的南方城市裡白日燃燭,致力圖板上的空間想象,只有臺灣現代建築的建築學子與專業社群,或可以擴及文化界,能回報以尊崇。
2014 年5 月
① 這是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華昌宜教授在
《房產與階級》一文中所闡述的觀點。華教授年輕時
曾在王大閎的事務所工作過。
圖片說明:1960 年代,在事務所。;圖片提供/王大閎先生
“……他(指貝聿銘,作者按)始終居留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他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森大道邁進歐亞,抓緊機會,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臺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渴望有一天能完成幾件深具意義的工作。” ①這是王大閎第一次在大陸,真正的原鄉,出版建築作品。他1947 年回到上海,1949 年離開,2000 年重回暌違51 年的家鄉;2014 年簡體版建築作品全集《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發行。
動盪不安的中國近現代歷史,讓身處其中的創作者背負許多必要、不必要的包袱與壓力,兩岸看似不同,其實背後的文化根源或情結是相同的。2006 年我們開始全面關注王大閎,辦展覽、拍紀錄片、出版相關書籍,其實都是我們為自己的研究與自身的歷史尋找一個參考點,重新看待周邊正在發生的事,以便對照地討論問題。趁《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簡體版出版之際,我們提出一些問題,其中少數問題本書已試著解答,但相信多數仍待探求,因此希望更多的大陸朋友一起來思索,並找出答案,或思索本身可能就是答案。
圖片說明:1951 年,在新生南路父親宅。圖文提供/郎靜山
圖片說明:1960 年代,在虹廬屋頂上。;圖片提供/王大閎先生
一、王大閎13 歲離鄉背井,30 歲回國,所有重要的養成皆完成於西方,怎能設計出有中國況味的建築?是13 歲以前的身體經驗?還是往後的奮力思考?尤其他談的是拜倫的詩,翻譯的是王爾德的小說,吃的是從瑞士空運來台的巧克力,他是如何綜合東西方的?
二、王大閎詩意的語言,像建國南路自宅與濟南路虹廬那樣繼承傳統合院、園林,又接受西方新觀念的建築,到底是開放還是封閉的語言系統?我們有無可能延續?
三、王大閎的空間經驗符合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黃仁宇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還是這些條條框框無法禁錮創作的靈魂,創作是憂鬱森林裡的尋尋覓覓?
四、親炙正統的包豪斯教育,一方面是指導老師格羅皮烏斯(包豪斯第一任校長),另一方面又仰慕當時在芝加哥的密斯(包豪斯最後一任校長),這兩股在包豪斯內部沖突相反的力量都為王大閎所吸納,所以我們總可以讀到王大閎在模數化框架底下,欲掙脫物質性束縛的嘗試,因此這個西方現代性的“新傳統”(new tradition)是否仍為華人追求現代性的基礎?
五、到底什麼是傳統,什麼是在地?它們的界限在哪裡?如何在全球化時代確認帶流動性的文化身份(identity),還是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建築如同藝術已死亡了(黑格爾語),建築生產已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的裝點,完全失去推動社會與時代的角色?難道王大閎的建築語言是華人追求這個文化身份的最後靈光(aura)?
圖片說明:上世紀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在建國南路自宅接受記者訪問。;圖片提供/王大閎先生
圖片說明:2006 年10 月,與策展人徐明松合攝於台中TADA Center“ 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建築展開幕當天;圖片提供/徐明松
圖片說明:王大閎先生在模型製作工作室好奇的觀看攝影機,2006 年8 月;圖片提供/徐明松
最近臺灣建築圈正積極推動建國南路自宅重建與王大閎25 棟代表性建築的保護運動,目前皆獲臺灣文化主管部門與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善意回應。前者讓我們記起1983 年幾位西班牙建築師努力奔走在1929 年巴賽隆納世界博覽會密斯的德國館原址重建(1986 年完工)的事件。這位讓王大閎心儀,且一輩子以其為師的德國建築師,也感召了一群西班牙建築師,顯見好作品是完全無畛域之分的。如今距離1953 年建國南路自宅興建完工已整整一個甲子,借由儀式性的重建,構築、材料、五金、顏色、工法等等都可以讓我們回到那個簡單素樸的年代,重新擁有一顆未受污染的心,檢視當下的自己,重新出發。
圖文提供/徐明松;編輯/何?融(何熊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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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圖片提供/徐明松
徐明松
銘傳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威尼斯建築學院建築碩士、義大利國家建築師。
•著有:
《柯比意--城市?烏托邦與超現實主義》(田園城市,2002)
《古典?違逆與嘲諷--從布魯涅列斯基到帕拉底歐的文藝復興建築師》
(田園城市,2003)
《愛讀本01?建築:打開建築的第一道門》(總策劃與合著,誠品書店,2005)
《建築桂冠--普立茲克建築大師》(合著,木馬出版社,2005)
《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展覽目錄(合著,建築師雜誌社,2006)
《王大閎──永恆的建築詩人》(木馬出版社,2007)
《義大利,這玩藝──視覺藝術與建築》(合著,東大圖書出版,2007)
《國父紀念館建館始末──王大閎的妥協與磨難》(編,國立國父紀念館,2007)
《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木馬出版社,2008)
《建築師王大閎 1942-1995》(誠品書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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