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倫敦在呼喚（圖片來源：photopin cc，作者：Kasper）

1999.8.23

掛念趕不上回倫敦的火車，我很早就起床了。

兩名強尼的帳篷門口凌亂疊著球鞋、撲克牌、喝完的啤酒空罐和壓扁的菸盒，烤爐堆滿炭火的灰燼。他們是自行開車來會場，不用人擠人等接駁巴士，而營區中午才關，兩人大可睡到自然醒，拆走草原上最後一頂帳篷，開走停車場最後一輛車。

我將背包裡多餘的乾糧放上他們的野餐墊，蹲著寫了一張紙條：很開心遇見你們，這些餅乾可以在路上吃，祝平安到家！

怕紙條被風吹走，我把紙條塞入一隻球鞋裡，起身時，帳篷內傳出一陣細長的鼾聲，在我聽來那就像再見。

同樣是鬧哄哄的場面，離開的氣氛卻與來時截然不同，排隊的人都精神委靡，一臉倦容，在太陽照耀下流著疲憊的汗珠。仍有不少人在喝酒，卻是為了解悶，而非慶賀什麼。隊伍的秩序紊亂，大夥都不太耐煩，

逐漸有人因插隊或推擠起了爭執，最後幾乎是各憑本事跳上車。

瘋了一個週末，沒人想回去過俗常的生活，一輛接一輛的巴士像放學後的娃娃車，載滿不願長大的孩子，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開離會場，開回那條連接真實世界的公路。

我回望身後的大廳，此時真如臨時收容所，買不到票的群眾將睡袋攤開，一頭睡倒，假如今晚誰將帳篷搭在車站門口克難過夜，我也不會意外。

月台上賦歸的樂迷睡眼惺忪，鞋子沾著青草和泥土的色澤，濕了又乾的T恤染出白色汗漬，當地的通勤族則一身漿挺的西裝，手提嚴肅的公事包，臉上一副「幸好一年只要忍受幾天蝗蟲過境」的表情。兩群人在鐵軌兩側各自與同類站著，井水不犯河水。

回程列車上每人都灰頭土臉，如打敗仗的士兵，眼角發射出「不想回去」的訊息。

我當然也捨不得音樂祭，卻迫不及待想回到倫敦——我尚未好好看過那座城市。

我又聽起那卷倫敦合輯，從B 面播起，第一首是Gene 的〈London, Can You Wait?〉：

How long can you wait?
I was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倫敦，等等我。

▲Gene - London, Can You Wait？

回旅舍付清接下來的房錢，我到儲藏間取回行李箱，被值班員工帶到一間四人房。房間位在二樓，背對大馬路，窗戶緊鄰後棟房舍的牆面，看出去別無風景。

我將髒衣服提到浴室，用自備的洗衣粉手洗，擰乾後丟入烘衣機，拉了一把鐵椅坐下，聽著運轉中的馬達發出咕噥的喉音，計算還剩多少錢可用。經過結算，剩餘的每分英鎊都要花得很謹慎。

隔天正午，我在嘴巴與腸胃的鼓動下乘車向北，到一處感覺熟悉卻又極度陌生的地方——倫敦的中國城。

入口處設了一座牌坊，飛簷下掛著匾額，燙金的字寫著「倫敦華埠」，兩旁的柱子各釘了一幅對聯。商家的招牌全都雕龍畫鳳，街牌也標出中文譯名，油亮的烤鴨和乳豬以鐵鉤掛在櫥窗裡，糕餅鋪賣著中西合璧的甜點，雜貨店門前的紙箱裝滿水果、香料、根莖類青菜及南北貨，穿棉襖的老人撐著拐杖弓身挑揀。

超市內充斥著來自台灣和香港的泡麵、零食、飲料及品質欠佳的俗豔紀念品。街上到處張燈結彩，大紅燈籠的列陣遮蔽半片天空，簡直像在過年。

人行道坐了一排移民，努力在板凳上討生活：幫人推拿的師傅，替觀光客繪製肖像的素人畫家，拉胡琴或彈古箏的樂師配上極不搭調的電子鼓伴奏，那悽悽惶惶的樂聲聽來傷心欲絕。某條巷子裡還站了一對石獅子。

飢餓與時空錯亂是我僅有的兩種感覺，我清楚自己正在倫敦，但在五湖四海的中國城走上一圈，卻又不那麼確定了。我彷彿置身東拼西湊的主題樂園，主題是思鄉，而鄉愁最重的正是味蕾，是口舌把我引來這個地方。

我推開一間酒家的門，櫥窗內的鴨子看起來又肥又嫩。

女侍一臉素淨，盤著髮髻，身穿過時的套裝，沒等我開口便把我領到一張大圓桌，包含我在內，圍坐了七八個人，全是獨自用餐。她從背心的口袋掏出一雙塑膠筷，放到我面前，彷彿筷子在這裡是很稀罕的物件，不能隨意自取。

她用粵語說了幾句，我搖頭表示聽不懂，她改用廣東腔國語說道：「茶壺、茶杯、茶水桶都在門邊，要喝要添請自便。」接著將一本快翻爛的菜單扔在桌上：「想吃啥？」

各式粥麵飯點都標示出中英名稱，我小心翻閱，怕手勁太強會讓菜單解體。其實推門前早已想好要點什麼，翻菜單純粹是讓點餐的流程更完整，更像用心吃一頓飯。

「請給我一客燒鴨飯。」我恭敬地說。

同桌食客只有一名老外，其餘都是留學生模樣的東方人，清一色男性。我和女侍對話的過程沒人抬頭瞄一眼，每人都動作一致：肩膀緊縮，手肘微彎靠在桌邊，牙齒像割草機不停咀嚼，低頭向下45 度角拚命猛吃，同時發出窸窸窣窣的唇音。

我明白等會兒也會加入這場寒傖的盛宴，自己的吃相可能更不堪，但那又何妨？連續吞了一個月的速食店一號餐，我真的無法再接受「兩塊麵包中間夾著一些東西」的食物了。

幾分鐘後燒鴨飯送來，滿滿的白飯鋪上晶亮的鴨肉，盤邊襯著汆燙青江菜，再淋上香噴噴的滷汁。我花了十多分鐘，把整盤吃到一粒不剩，完全沉溺在味覺的感官裡，心裡盤算著下星期的此刻已躺在自己的床上。「想家嗎？」付帳時女侍問我。不曉得她是否對每名亞洲客人都這麼問，還是我吃得太心無旁騖，連背包都忘記取走。

我點了頭，用手掌的虎口將嘴邊的油漬抹去。

告別中國城，我漫步到攝政公園。往回走時天色丕變，烏雲開始集結，雨水隨之灑下。這種突如其來的陣雨是倫敦特產，我打開先前按兵不動的伸縮傘，看著湖上靠岸的小船。

當我走回公園入口，天已轉晴，我仍下意識撐著傘走了一長段。我在恍神。

坐上北線地鐵，周遭乘客的平均年齡應該不滿二十五歲。七○年代早逝的英國民謠歌手Nick Drake 在他的歌曲〈Parasite〉唱著：

Sailing downstairs to the Northern Line
Watching the shine of the shoes

▲Drake - Parasite

在北線車廂裡，確實到處可見閃閃發亮的靴子，大多是馬汀大夫鞋，托著主人去肯頓城遊街。我跟在後面下車。

第一代英式搖滾樂團就在肯頓城發跡，九○年代初期，一群標榜自我認同、勤於打理門面的青年樂手，在這邊的小酒館表演，各自等待機會。如今他們全出頭了，升級到更遙遠的國家、更體面的場地演出，肯頓城成了另一種主題樂園，販售年輕人的時髦感，給年輕或不再年輕的遊客。

留螢光刺蝟頭的龐克族，身穿鉚釘黑皮衣，腳踩馬汀鞋招搖過市。

路旁的樓房漆成豔麗的顏色，磚牆延伸出皮靴、動物或骷髏頭造型的立體招牌，猶如西門町的孿生版本。

我在小街發現一家唱片行，地下室的氣窗傳出悶悶的鼓聲，或許兼營練團室，一夥人正在團練。櫥窗上貼滿新唱片的宣傳海報，而在海報的縫隙間，我看見對街反射過來的景象，一座醒目的紅色電話亭矗立在身後。

我轉身過街，決定去完成中午離開餐廳就惦掛的那件事。

拉開亭子的門，拿起了話筒，我投入口袋裡全數的銅板，按下電話號碼。

話筒那頭嘟了幾聲，我很期待有人接起，竟然因此有點緊張。

又嘟了幾聲之後⋯⋯

「喂？」我聽見爸爸的聲音，似乎從很遠的地方傳來。

「爸，是我！」

爸爸隨即叫了我的名字，「你好嗎，人在哪裡？」世上也許沒有其他聲音比爸爸叫自己的名字更溫暖。

「我在倫敦，你們那邊幾點了？」

「晚上十一點多，我們差不多要睡了。」

「媽呢？」

「我在這，一切都好嗎？」原來媽媽早在第一時間衝去廚房拿起另一支分機。不過兩三年前，高中的我正談戀愛，半夜打電話時她偶爾會透過分機偷聽。那時我氣得火冒三丈，現在聽到兩人的聲音卻恨不得馬上飛回家。

「我很好，到倫敦快一星期了，上週去過第一場音樂祭，這週還有一場，結束後就會回去。」

先前的約定是沒特別要緊的事就不通電話，我只在剛到諾丁漢時報過一次平安，後來都靠電子郵件聯繫。我簡單報告了過去一個月經歷的事，發覺其實都滿要緊。

「人平安就好，夜晚多穿點，別著涼了。」媽媽提醒道。「記得多喝水，多吃青菜水果，吃飯的錢不要省。」爸爸用另一支話筒叮嚀。

「好！對了，我上週⋯⋯」說到這，話筒那端又傳來規律漠然的嘟嘟嘟聲響。我本來要說的「上週寄了一張明信片回家」，和說不出口的「我很想念你們」，永遠被留在肯頓城的這座電話亭，成為海底電纜來不及送出的訊號。

文／陳德政

（節選自陳德政最新創作《在遠方相遇》部份內文／大家出版）

圖片說明：陳德政《在遠方相遇》（圖片提供：大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