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閎建築的反都市與禁欲論述
By 欣建築2017/06/19
圖片說明:2017重建版「建國南路自宅」臥室與月窗;攝影:王進坤
政府一向提倡文化復興,我覺得「文化復興」,基本上,方向沒有錯,可是推行的方式不當。『復新』不是『復古』,要表達的是新的東西,不是舊的東西,這兩者有很大的區段,即生與死的區別。目前政府提倡自強運動,我們不能對外人說我們祖宗多優秀,拿一幅古畫,一個花瓶來炫耀,我們要表現出我們現在多麼優秀,如此,人家才願意跟我們來往,尊重我們!(註1)
《王大閎作品集》,王大閎
序曲-抉擇
討論王大閎其人其事,必需先回顧時代,一個是積累文化的時間長河,特別是孕育他的華人傳統文化,就像有人問白先勇,「您的鄉愁在那裡?」,白先勇回答:「不是廣西桂林,不是台北,也不是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而是華人傳統文化」,唯一讓他們能寄情的即是古老的傳統文化,他們將自己視為一種連結「母體」的臍帶,任重而道遠。另一個時代則是他所經歷,無論是美好、真實的養成或之後妥協受挫的年代。
一九四七年,如果王大閎像哈佛同班同學貝聿銘選擇留在美國是否成就會更高?這原是一個無法重溯的問題。不過認真細想,一九四二年,王大閎從哈佛建築研究所畢業後,就做了選擇,他未像貝聿銘一般進入美國建築職場,也沒像王作燊般回國創辦聖約翰大學建築系,而是選擇在國民政府駐華府的中華民國大使館任隨從翻譯,這自然是一個等待回國的臨時差事,沒想到一等就等了五年。王大閎畢業前夕,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軍國主義偷襲美國珍珠港,催化了美國積極加入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導致全面性的太平洋戰爭,儘管這有利於遠東戰局的改變,不過中國國內戰事倥傯,何時結束,必然讓身居要職的父親決定獨子暫留美國。其實,王大閎的選擇有更久遠的家族傳統,從曾祖父王元深赴港經商,接受西學,並受洗為基督教徒,乃至成為牧師,回國傳教。之後再經祖父王煜初(一八四三-一九○二)這一代,(與其弟王謙如)俱為牧師,且更重視家族的教育,父親王寵惠這一代幾個兄弟都接受良好西式教育,六個兄弟裡面有四位擁有博士學位,兄弟分別在不同領域對中國近代史的現代化做出貢獻。再加上祖父王煜初、大伯父王寵勳、父親皆與孫中山所領導的近代革命關係密切,可以推斷他們家族心繫中國之殷切,這自然說明了日後王大閎為甚麼選擇回中國的原因,因為只有選擇回到自己的土地,才有可能嫁接所學,或以現代眼光重新發現傳統文化精深與優良之處。儘管王大閎在建築領域的才華在日後社會的磨難中逐漸失去光彩,但這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尚未做好準備。本文就是在註記王大閎與台灣社會如何拉扯的歷史。
「住宅」禁欲哲學觀的實踐
「中日八年抗戰勝利之初,從美國返國,懷著滿腔熱誠,想為重建祖國供獻所學,但是內戰又蔓延大陸各地,只好由上海,香港而來台北。由五聯建築師事務所,而大洪建築師事務所」(註2)。一九五二年底,王大閎在台海局勢逐步穩定後由港來台,這時距離哈佛畢業已超過十年,儘管在上海與香港期間都持續建築創作,但由於戰事或忐忑不安的過渡心情,日後王大閎對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間的作品也不太提及。到是來台後很快就在台北建國南路四十二巷(今建國南路一段二一二巷)購買了一棟日式房舍,隨即拆除改建為第一棟自宅,即為膾炙人口的建國南路自宅。整個一九五○年代王大閎其實還設計了不少別墅型住宅,但有趣的是,他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寫給老師葛羅培斯的信中,隨信附上了幾張建國南路自宅的照片,並在信後謙遜的提到:「這裡有數張十幾年前我為自己設計的自宅室內照片,希望我成功地讓建築看起來有中國味道!」(註3),此信傳達出兩個有趣的訊息,一是截至一九六一年八月去信前,王大閎最滿意的作品仍是建國南路自宅,不過已是增建後的建國南路自宅,廚房變書房,臥室變穿堂。地板也由兩英尺的黑水泥地磚改成象牙色的小口馬賽克。此外寫信的前一年,即一九六○年,他還設計了兩個重要的公共建築,一是一九六○年十一月前後交卷的故宮博物院邀請競圖,另一是美援透過農復會資助台大建的第一學生活動中心,前者由於造型不符合當權者的意識形態,在獲首獎後仍慘遭替換,由時任競圖評委的大狀黃寶瑜接手(註4);後者,王大閎則將合院空間置入公共建築,同時以屋頂摺板演繹新中國建築的意像,今天回頭看,也算是一個有趣且創新的嘗試,儘管如此,一九六一年八月底發的信也未提及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是否對自己構想的文化意象仍覺不足,或只是想等原規劃的三棟建築都完成後再寄送(註5)。或許我們可以將此信看成是一種心情的抒發,或者是對故宮博物院競圖挫敗的另一種抱怨。另一個訊息是,建國南路自宅是一九五三完工,距離發信時間不過八年而已,為甚麼要說超過十年?猜測一九四二年就從哈佛畢業的王大閎,不想讓老師覺得都已快二十年,仍一事無成,因此將建國南路自宅的完工時間挪前了數年,說明了中國內部的動盪不安不足向外人道的苦衷。
從一九四五年的「美國時期」,就可以讀到王大閎開始認真思考華人傳統如何植入西方現代性空間裡,特別是密斯那種超脫凡俗的至上主義(suprematism)與顛覆性的虛無主義(Nihilism),在密斯部分的草圖中更透露出中國道家「無為」的氛圍,我想就是這種因子誘發了王大閎這一代許多華人建築師投入此路徑的研究。台灣除王大閎外,像陳其寬、張肇康、賀陳詞在這部分亦都有傑出表現。再回頭細看一下一九四五年的城市中庭住宅(註6),我們似乎置身一個密斯的空間組織裡,但裡面的裝置卻替換成華人傳統的況味,無論家具、插花盆景、掛軸、屏風、中庭水池植栽…..,不一而足,王大閎似乎真覺得密斯是可以挪用的,一種接近歷史學家黃仁宇定義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操作方式。隨後一九四六年王大閎更在住宅的小處著眼,即浴室,還定了一個令人遐想的標題:文明的沐浴與沉浸的冥思(For Civilized Ablutions and Submerged Meditation) (註7)。作品發表的內文中有著這樣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古羅馬那豐盈的居所裡浴室所扮演的社會功能,世紀前,也就是十八世紀開始的歐洲,將浴室轉變成一種形式上拘泥(甚而少到沒有)的儀式,今天,在我們的現代浴室裡,當我們發現了更多有效率的先進設備,淋浴卻成為只關乎衛生的例行公事」(註8)。我們在他畫的透視圖中可以讀到一個極簡、禁欲的生活情調,「…左邊有不落地的灰綠、條紋的人造大理石隔板,區隔著馬桶空間與淋浴空間;正對面洗臉臺施以黑色厚實的人造大理石,右邊則是浴缸,採中國唐式做法,由灰色的人造石材階梯拾級而下,澡缸則可以兩人共浴,觸面覆以古羅馬浴池常見的灰綠色馬賽克」(註9)。日後他在台灣的三個自宅皆採用了這種下崁式「古法」施作浴缸,儘管材料細節在不同時期有所差異。
一九四七年的的小住宅(註10)應該是離美前最後一個投稿發表的作品,也是另一種類型的演繹。整體佈局接近柯比意對義大利艾馬修道院「單元」的詮釋,也有柯比意建築五點原則裡的「獨立支柱」的味道。一樓庭園為圍閉式的內省式空間,二樓可眺望。上層平面雖仍受密斯流動空間的影響,卻較為含蓄,不一眼望穿,王大閎似乎在此作品斟酌一種較為東方的空間。另外,就是對顏色有更細膩的描述,譬如說臥房:「柚木衣櫃塗黑色瓷漆,同樣塗黑的柚木床罩上暗黃色的山東絲綢,旁邊的立燈則是黃銅的支架飾以棗紅色的燈罩,窗簾則是灰藍色的山東絲綢。另外有白色檀木的圓形餐桌(注意王大閎第一次使用中式圓形餐桌)、打臘後地板釉黑發亮的水泥磚、粉白空心磚…」(註11)。該類型在來台的第二個作品,日本駐華大使官邸有所發揮。並將正面「開間」的偶數改為基數,正中央置樓梯,因此回到一個較為儀式性、左右對稱的軸線空間,進玄關後,軸線立刻轉九十度,或左或右進入公共與私密的空間。
圖片說明:1953年的「建國南路自宅」客廳;圖片提供:徐明松
建國南路自宅
一九五三年來台的第一個作品,建國南路自宅。此時年屆三十五的王大閎,提出一個堪稱典範的華人住宅設計,儘管空間不大,卻喻意深遠。此刻正在台灣重建的建國南路自宅(註12)讓台灣建築界再次走過王大閎可能行經的文化足跡,這裡不只是空間形式,還有構造思維及眼睛不易察覺的細部設計。傳統之於王大閎是自然而然的氛圍,一種屬於生活的調性。在建國南路自宅裡,我們發現他對傳統顏色、尺度、比例特別敏感,而且隨手檢拾,並沒有任何勉強與掙扎。在充分掌握現代建築原則的狀況下表現出一派的自在,當然並不是說他在重回傳統氛圍的過程中沒有再三斟酌,相反地,他從一九四五年開始的城市中庭住宅即反覆思量中國傳統到底如何滲透到理性思維的現代主義空間,一九五三年的建國南路自宅就是這個思索過程的階段性成果。另外關於他的傳統如何養成也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相對於同時代其他華人建築師或建築學者,他大概是最缺乏國學基礎,對傳統戲曲、書畫也沒有什麼認識,他的自述裡還提到只勉強看過紅樓夢,因此他所有的傳統經驗就來自於十三歲前的“原鄉”經驗,無論是蘇州庭園、上海巷弄或中國合院,但感覺上他又精鍊些,似乎想剝除些明清以來的繁複,或者說他想經營的氛圍勿寧說是一種東方的密斯。「真正的中國建築是簡樸淳厚,非常自然的,尊重現有的大環境。明朝以前的中國建築都比較單純,我在裡面住過,有印象、有感覺。」(註13),這說明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未大規模城市化與文革前是可以見到許多保存良好,受唐宋遺風影響的老房子,也難怪一九五二年來台的王大閎不願重回故土與家鄉,直到二○○二年,退休後第一次回蘇州也難掩失望。
建國南路自宅,是一座在王大閎心中醞釀許久的作品,從在哈佛建築研究所跟葛羅培斯開始就意識到文化身份的問題,由於班上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文化認同自然成為一個敏感的問題,再加上二十世紀上半葉也是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代,這種外部氛圍更加強了年輕知識分子往此方向移動的動機,儘管包浩斯的核心題旨是放諸四海皆准的現代建築,但王大閎卻有不同的想法,總在尋求一個平衡點,一個不違逆現代主義工業化、合理化的原則下,又能帶入高雅、簡樸、禁欲的中國氛圍,這才是貫徹他一生的建築哲學。
建國南路自宅清晰的模矩(兩英尺)觀,這一點跟大量使用木構建築的中國有相似之處,所以這個現代化轉換就是他所謂“復新”而不是“復古”。這裡面關鍵性的轉換仍是新技術的問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說的好:「技術就是詩意」,掌握與瞭解新技術的人就掌握了創作的核心題旨,對王大閎的養成來說,這點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影響他最深的兩位德國建築師剛好也是包浩斯的創校校長葛羅培斯與最後一任校長密斯,這兩位先鋒派建築師所高舉的現代建築觀念,社會性與藝術性孰先孰後,既衝突又具辯證性的論戰從德國延伸到美國,王大閎在哈佛的專業養成不就剛好在風暴中心?這也是為什麼說他的西方現代性養成也是透澈的,基本上沒什麼理論基礎,就是認同並內化成生命的一部分。隨後再以此不斷研究或回溯兒時空間記憶,自然地創造出新華人建築的圖像。
走進建國南路自宅,可以發現王大閎以華人造園的傳統手法來經營內外空間,穿透交融就成為空間的基本要素,所以進客廳得走不算短且一百八十度折回的路徑方能到達,過程中借以觀賞不同的內外景緻;臥室不設門,也是希望空間持續遊移,並觀察到「遠處」月窗隱約浮現的畫面。再加上襯托這些景緻的牆、桌椅、燈具、吊飾各有不同的顏色與質感,因此視覺願意久待且不感疲倦。這種將華人庭園帶進住宅空間細膩經營的手法,在一九六四年的虹廬與一九七九年的弘英別墅,同樣是王大閎自宅的空間裡有更進一步的發揮。這也讓我們憶起斯里蘭卡已逝建築師巴瓦(Geoffrey Bawa ,一九一九~二○○三) 的庭園論述,他認為園林與建築對東方人到底何者是主要的,是建築?還是環繞在其周邊的園林?在東亞地區園林的存在在居住文化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東方人對人與大自然的思索,孕育出不同於西方的住居空間。家屋裡面其實就是外面,外面其實就是裡面,內外並沒有明顯的分別。這突顯了景觀或園林的重要性,生活中,無論在裡在外都可以聽到大自然植物的滋長,尤其是在雨季。巴瓦也透過他的建築實踐見證了另一個重要的觀念,尤其在東方:「建築必須被經歷」。當然巴瓦的庭園受西方浪漫主義園林極大的影響,但他對東方庭園的思索的確另闢蹊徑,因此也凸顯了王大閎研究中國園林的重要性。
圖片說明:1953年的「建國南路自宅」臥室與月窗;圖片提供:徐明松
圖片說明:2017重建版「建國南路自宅」內院;攝影:王進坤
圖片說明:2017重建版「建國南路自宅」內院;攝影:王進坤
圖片說明:2017重建版「建國南路自宅」客廳;攝影:王進坤
都市化的新課題:反都市
一九六○年代初由於台北都會區人口快速的增加,原本密度低都市的平房再也無法容納大量城鄉移動的人口需求,因此王大閎的第二個自宅虹廬就是在因應樓層增高的新課題。其中值得綜合討論的陸續在十五年內設計興建的幾棟集合住宅或公部門宿舍,除虹廬外,依時間序計有一九六五年的台灣銀行高階主管宿舍、一九七○年的良士大廈、台南區基督教大專服務中心、一九七二年的台灣大學歸國學人宿舍,及一九七九年的弘英別墅。
這幾棟集居住宅明顯有幾個特色,其一就是強烈的反都市傾向,這種以內省式中庭或內院為主的住宅空間,本就是東西方建築的古典傳統,華人的合院、庭園,或古代希臘羅馬的“atrium”都有此類似的內聚型空間。王大閎在一九五三年的建國南路自宅與一九五五年的松江路羅宅已有著墨,來到六○年代後,他在面對逐漸紛雜喧囂的都市的因應之道,要不築起一堵象徵性的高牆,要不就是加固建築外觀的堅實感,無非都在形成一種略帶“堡壘式”的避難或“隱逸”空間。在動線的安排上更強化了這種“遠離塵囂”的空間感,譬如說虹廬是進了象徵性高牆,就安置了一個“華人合院垂直轉化”的系列動線機制,回家是一個鄉愁的尋回,到良士大廈則改以電梯取代樓梯,電梯出口與外面世界是藉由波塔(Mario Botta)式的洞穴/兩堵高牆安心地看到外面瀉進的光。虹廬臨街的第一層空間幾乎都是樓梯,這種將私密空間隱藏在後方的處理手法,成為王大閎集合住宅類型的標誌。也有人提到所謂H型或凹字型平面,跟後來在弘英別墅清楚的九宮格平面自然也有關係,不過我們還是認為無需僵化地歸納王先生對形式的運用,反而以諸如“反都市”、“隱逸”等來指涉他所安置的空間,會留下較多的想像力與進一步的詮釋空間。
在王大閎“堡壘式”的建築裡一定會有天井,這些天井除了有通風採光的功能,另外,更重要的是在經營他想連結的中國傳統氛圍。王大閎以非常有趣且具彈性的方式安置天井,譬如說四層樓的虹廬以一個“瘦高”的方式來安置天井,十層樓的良士大廈則更誇張地拉大了“瘦高”比,近乎一線天的方式在回應此天井,良士大廈後側兩個封閉式天井亦然。再者是一九六五年的台灣銀行高階主管宿舍,以一個異常多的半戶外廊道或陽台空間串聯四個天井,形成一種多向明暗明暗的空間節奏,當有小孩或婦女在各處嬉戲、聊天,彷彿整個宿舍的上下就成為了一個立體的“巷弄”,一種仍具鄰里互動的傳統“巷弄”空間。最後還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年台南區基督教大專服務中心與一九七二年的台灣大學歸國學人宿舍,這兩個案例與其說在處理天井,不如說是在經營中庭,前者進了大門不僅想安置一個有水池的庭園,也藉由端點的祈禱室與後方獨立的教堂間再形成一個具層次的過渡性空間,讓中庭既有往上延伸,也往後流動;而台灣大學歸國學人宿舍則饒富趣味地為各樓層每戶提供了兩個入口,一個是從不規則的八邊形短邊進入的主樓梯,另一個是從內院中庭進入的逃生梯,可惜今天中庭經營的太缺乏品味,雜亂的植物辜負了建築師的一番心意,讓從後門/後院回家的人們失去了抒情的調性。
最後就是弘英別墅,也是王大閎後期最重要一個作品,也是最後一棟為自己設計的住宅。我們可以看到建築師回到一個完全理性的九宮格並浪漫地安置他庭園的鄉愁,當然這九個格子大小並未完全一致。空間佈局仍類似虹廬,不過這裡規劃更“宏偉”,王大閎可以更有效地內化他的庭園於室內空間裡。先是以一個儲蓄室的四面均分安置了不同屬性的空間,入口是玄關對外,約略在北側,依序是東側的廊道面向第一個庭園化的“格子,南側則是對外的公共空間,像餐廳、客廳、起居室,還可望向更大的庭園。西側則是連接廚房與兩個臥室的廊道,如虹廬般,也以月門區隔。從機能主義的角度來說,弘英別墅內部所安排的“過多”廊道顯得不合理,但王大閎不就是要跳出機能主義的限制?華人庭園的「遊」,這會兒被納入可被庇護的室內空間,就像王大閎在一篇訪談中所說:「中國建築的特色,….它的神秘感很重要,中國建築與庭園的設計,往往善於使用『內造牆』、『外造牆』,讓你一眼看不透,一進再一進…」(註14),一層層地勾勒出他的懷鄉情致。
圖片說明:登陸月球紀念碑實景拼貼;圖片提供:徐明松
妥協與磨難/逃避與救贖
公共建築經常最能傳達出社會的狀態,它屬於一種社會集體記憶的需求,尤其是那些表徵統治者建築的公共建築。「每一個建築物必然是社會政治型態的一部分。由羅馬城廢墟的配置,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帝國政治組織的整個型態,因為那時代的公共建築極度的莊嚴華麗,就輕易地暴露了它存在的理由,象徵凱撒的威力。事實上,任何一個時代的公共建築,不論是古羅馬的圓形劇場或當今美國的露天運動場,龐貝的溫泉或維也納的歌劇院,封建時代的碉堡或民主制度的會議廳,它們的用途是相同的,都是我們社會政治機構內不可缺少的一部份」(註15)。王大閎職業生涯最大的困境就是幾個具紀念性的公共建築,從一九六○年的故宮博物院邀請競圖到一九六五年的國父紀念館邀請競圖都身陷此牢籠,前者慘遭更換,後者被迫妥協。我們或許不應該過度責備蔣家政權需求此此宮殿式建築,而是社會狀態所反映的集體記憶,一種不願面對當下的鄉愁,王大閎也有鄉愁,不過卻是改良且適應新時代新技術的。無奈,這種改良式的鄉愁只是幾個知識分子間的共識,沒辦法對抗大時代往回拉扯的洪流。
國父紀念館他終究還是得妥協,失望之餘,仍盡心在該建築的細部設計與隨後多年的營建上。此時讓他能獲得心靈慰藉的就是設計沒有業主的登陸月球紀念碑(一九六六-一九七四) (註16)、譯寫《杜連魁》(一九六六-一九七七) (註17)與持續完成他從一九三○年代末就開始以英文動筆的科幻小說《幻城》(註18),還有無數的翻譯與雜文書寫(註19),逃離建築並在文學的世界裡獲得救贖是王大閎職業生涯後半段的選擇,王大閎畢竟仍像中國文人,優則仕退則隱,未選擇其他的工具對抗社會。他沉浸在探詢傳統的美,希望以他厚實的西方現代教育連結華人傳統,這點他辦到了,幾個自宅及少數實現、未實現的作品。可惜的是,這樣好不容易積累的文化卻長時間被台灣社會所忽略。也或許不是社會的錯,王大閎先知式的論述與非制度內的建築操作,幾乎讓他成為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下山傳道卻乏人問津,終究只好重歸山林。
圖片說明:登陸月球紀念碑平面;圖片提供:徐明松
圖片說明:登陸月球紀念碑模型;圖片提供:徐明松
註解
1.蕭梅編,〈單純的設計理念〉,《王大閎作品集》,啟源書局,台南,增訂版,一九九七,頁25
2.同註1,〈民國三十六年到四十一年──上海、香港、台北〉,頁20
3.資料來自葛羅培斯基金會,該信原文抄寫如下:
Dear Dr. Gropius
I have received with much pleasure the Spring 1961 issue of Program you sent me. The contents are both stimulating and instructive. Even the cover design and mise en page are exciti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houghtfulness.
It was with great pride and joy that I read about your new achievements and the world-wide honours you have been receiving during the past years. Your ideas and work have always been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me.
Here are a few photographs of the interior of my own house, built more then ten years ago. I hope that I have succeeded in making the building look Chinese!
With my sincere respects and warmest affection.
Dahong Wang
Aug 29 1961
4.當時任教於中原建築系第一任系主任的黃寶瑜,先是擔任台北故宮博物院競圖的評委,選出大洪事務所為首獎。隨後蔣介石總統對評審結果不甚滿意,指示修正。無奈王大閎不願意妥協,自然不願修改。此時黃寶瑜跳出來說願意先試做一個方案,如果總統同意,王大閎即可按圖修改。果然沒多久大狀做出一方案,總統甚為滿意,王大閎看後說,如果是這方案就請黃寶瑜設計,他退出設計。此次挫折是王大閎職業生涯第一次重大挫折,而黃寶瑜居心叵測,揣摩層峰的行為卻獲得賞識,日後一段時間許多重大的宮殿式建築的改造工程都委由大狀,可見一般。
5.台大禮堂周邊規劃案,由美援出資,原計畫設置三棟,有禮堂、學生活動中心與教師休息中心,成ㄇ字型,禮堂在椰林大道端點。最後只蓋了學生活動中心,原因不詳。
6.作品發表在《Interiors to come》雜誌,1945年1月,頁68-69
7.作品發表在《Interiors to come》雜誌,1946年1月,頁70-71
8.同註7,頁70
9.徐明松,《王大閎 1942-1995》,同濟大學出版社,上海,二○一五年一月,頁66
10.作品發表在《Interiors to come》雜誌,可能是1947年1月,準確時間待確認,頁105-106
11.同註9,頁70
12.徐明松,〈建國南路王大閎自宅──在密斯的語境中探索華人住宅的現代性〉,《時代建築》,二○一五/一,總第一四一期,頁150-154
13.同註1,頁25
14.訪談王大閎,《建築師雜誌》,王鎮華、王立甫、黃模春、李俊仁等人訪談王大閎,一九七ㄑ/十二,三卷?十二期,頁38
15.王大閎,〈建築是政治的工具〉,《銀色的月球》,通俗社,台北,二○○八年八月,頁76-77
16.參考《王大閎 1942-1995》一書,頁158-167,同註9
17.王大閎譯寫王爾德原著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杜連魁》,九歌,台北,一九九三(初版,言心,台北,一九七七)
18.王大閎著,王秋華譯,《幻城》,典藏,台北,二○一三
19.這些翻譯與雜文後來收在《銀色的月球》一書裡,如註15
【延伸閱讀】
>走讀筆記-王大閎建國南路重建案行動講堂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102437-live
>台灣現代建築的朝聖地–王大閎自宅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8906-live
>青年建築師的畫像──王大閎的養成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126663-Dahong
>建國南路自宅──在密斯的語境中探索華人住宅的現代性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127275-Dahong
=====================
撰文、圖片提供:徐明松助理教授
整理:王進坤
更多王大閎建築師相關活動資訊,請上【欣建築-王大閎建築師百歲祝壽】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collect/topicsview/126656
旅遊看建築、建築知文化、文化說歷史,更多建築知旅請上【欣建築】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collect/topicsview
登月紀念碑王大閎徐明松建國南路自宅虹廬禁慾前輩建築師台北百歲誕辰
VIDEO
布農族射耳祭|祭場只有男生才能去~超神秘|老外在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