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校園民歌運動」到「新謠」 專訪《我們唱著的歌》導演鄧寶翠
圖片說明：從陳潔儀、林俊傑到孫燕姿，許多新加坡歌手都受到當時「新謠」的影響（圖片來源：我們唱著的歌）40 年前的台灣「校園民歌運動」，其實還有一段較少被提及的故事，也就是直接影響到新加坡所謂「新謠」的誕生。1980 年代前後，台灣經歷過內憂外患的政治風暴，新加坡則在關閉華文學校之後，受到「校園民歌運動」的啟發，一群年輕人在失語的處境中創作出自己的歌，之後也培育出許多優秀的流行音樂人。鄧寶翠所執導的《我們唱著的歌》，關於新加坡第一部以「新謠」為主角的紀錄片，即紀錄著被許多新加坡人所遺忘的過往，導演特地訪問了巫啓賢、梁文福、孫燕姿及林俊傑等藝人，搭配著歷史資料，拼湊出一代人的歌聲。欣音樂（以下簡稱
圖片說明：從陳潔儀、林俊傑到孫燕姿，許多新加坡歌手都受到當時「新謠」的影響（圖片來源：我們唱著的歌）
40 年前的台灣「校園民歌運動」，其實還有一段較少被提及的故事，也就是直接影響到新加坡所謂「新謠」的誕生。1980 年代前後，台灣經歷過內憂外患的政治風暴，新加坡則在關閉華文學校之後，受到「校園民歌運動」的啟發，一群年輕人在失語的處境中創作出自己的歌，之後也培育出許多優秀的流行音樂人。
鄧寶翠所執導的《我們唱著的歌》，關於新加坡第一部以「新謠」為主角的紀錄片，即紀錄著被許多新加坡人所遺忘的過往，導演特地訪問了巫啓賢、梁文福、孫燕姿及林俊傑等藝人，搭配著歷史資料，拼湊出一代人的歌聲。
欣音樂（以下簡稱「欣」）：首先，請導演先聊聊當初拍攝《我們唱著的歌》這部片的動機。拍攝過程也接觸到當年一些音樂人，完成之後有產生哪些不同的想法嗎？
當初拍攝《我們唱著的歌》的動機是希望呈現一代熱愛中文的新加坡人的精神面貌。近幾年我參加新加坡一些主流藝文活動時，感受到新生代都是以英文溝通與創作，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年輕一代對這段歷史毫無認識，對於習慣用中文思考交流的那一代人來說一定感到無言的失落。
我在自己的國家失語，是很奇怪的，無從說起，也不知如何述說。我對這斷層有特別的感受，希望可以找到接駁點，從中審視我們是誰，以及作為新加坡華人的意義？
而這問題也不只影響新加坡的中文創作與閱讀環境，它也間接影響了對中港臺作品的引進與輸入。例如，院線給外來中文片的排片空間已減少，閱讀中文的讀者群也大量銳減。我現在用中文接受訪問，我心裡也知道新加坡有大部分的主流年輕觀眾是不會讀的，因為他們不習慣讀中文。這種被邊緣化的感受好像被默認了，我覺得新加坡和我們的主流媒體都沒有深入探討這問題。
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我們是有意識地不要太掉入懷舊的情懷裡，因為呈現老歌本身已不可避免地有懷舊的成分在裡頭，如果還再度去販賣，恐怕會自我沈溺而走不出來，那是走不遠的，也很難去接觸新一代。我們希望很純粹地去記錄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是抱有某種文化使命的。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從商業去考量，它也許不會有今天的效果。現今世界不缺的是商業炒作，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真誠、有想法的原創作品。
圖片說明：很多人不知道，巫啟賢也曾是「新謠」組合地下鐵的成員（圖片來源：我們唱著的歌）
對於當年的一些音樂人，他們當然希望紀錄片能呈現更多關於音樂人的故事。但說實話，在新加坡之外，很少人知道什麼是「新謠」，連新加坡大多數的英校生都不知道，他們是看了紀錄片才知道了這回事。《我們唱著的歌》是新加坡首部講述校園民歌的獨立長篇紀錄片，我們希望它拋磚引玉，它是一個關於我們時代的作品，所以它是以一個更高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
紀錄片完成後，它引發我思考的是文化產業與文化輸出的問題，這是一個環環相扣、要不間斷去推動的隱形的工作。我們認識台灣，甚至去喜歡台灣，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都有接觸到台灣文學、電影、音樂……等等。新加坡是一個彈丸小國，吸收的都是舶來文化，如果自己的政府不好好推動自己的文化，並視之為一個長期文化事業來做，我們會逐漸失去我們的競爭力。有好幾次中國觀眾告訴我，他們是看了《我們唱著的歌》才知道林俊傑、孫燕姿等歌手是新加坡人，他們還以為是台灣人！
欣：看過一些專訪，導演當初從「新謠」習得不少中文，好奇「新謠」對於導演自身的記憶，最鍾愛哪首歌曲呢？
我是在中學的時候接觸「新謠」，當時一位重要的新謠創作人梁文福他的妹妹在我們學校就讀，她唱了她哥哥寫的一首歌〈童謠1987〉，所以同學們都有聽新謠。那時候我特別喜歡文學，對於當時那些有文學的意境的歌詞，情有獨鍾。喜歡中文的同學們看到深奧的詞彙，會去查字典，然後為賦新詞強說愁應用在作文裡。那時候我喜歡的新謠除了〈邂逅〉，還有〈水的話〉、〈最後的一首歌〉，以及三毛寫的詞〈說時依舊〉交由新謠創作人梁文福作曲及陳志群編曲。
圖片說明：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作品的梁文福，被視為新謠的「重要開拓者和發揚者之一」（圖片來源：我們唱著的歌）
欣：「校園民歌運動」對於台灣的年輕人而言，早已是父母在聽的流行歌曲。好奇導演接觸到的新加坡年輕人，他們對於「新謠」或《我們唱著的歌》這部電影有什麼想法呢？
不只是年輕人，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什麼是「新謠」，很多觀眾確實是看了《我們唱著的歌》認識新謠。年輕觀眾看了之後，形容它為「eye-opener」，仿佛打開了一口窗讓他們「大開眼界」，對於他們來說是極具教育性的，尤其是他們對自己的父母輩所經歷的教育語言改革一概不知。令我們欣慰的是，這部獨立紀錄片促進了不少家庭不同代的溝通，讓年輕一代理解了他們父母輩所受過的苦，反思他們之間的語言隔閡。
新加坡近年來接受了很多中國新移民，他們更不知道什麼是「新謠」，還以為是我們新年唱的歌謠。所以，這部紀錄片確實幫助了很多人認識我們的歷史與文化。
欣：「校園民歌運動」對於「新謠」似乎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新謠」與「校園民歌運動」有哪的差異是值得探討的呢？
從為現代詩譜曲、要唱自己的歌、電台的推動、出版專輯、主辦歌唱比賽等等，台灣校園民歌運動與新謠的興起有許多相似之處，新謠在很大程度上深受校園民歌運動的影響與鼓舞。我發現那時候的歌曲經常出現「鄉愁」這兩個字，我常常在想哪裏是所謂的家鄉？而這失落的家鄉不僅是地域上的，也是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台灣與中國大陸長久以來有著微妙與錯綜複雜的關係，加上台灣長期被殖民化過，這種身份的不安感可想而知。新加坡華人生存在東南亞，接受了多元文化的洗禮，很大程度上是被西化了，在文化身份認同上出現困惑，對於母體文化的認知也較為疏遠。
台灣校園民歌運動在面對戒嚴與解嚴之後，做了哪方面的轉型？新謠則面對青黃不接的問題，因為新加坡經歷了教育政策的改變導致中文程度普遍下降，能把中文歌詞寫好的人越來越少。新謠之後的新加坡歌手，如陳潔儀、蔡健雅、孫燕姿、林俊傑，都是英校生，為了唱中文歌曲，他們都會到台灣發展，台灣也成了他們學習中文的地方。
圖片說明：2014年，千人聚集在書城回味新謠（圖片來源：我們唱著的歌）
欣：雖然「新謠」如同有著時代的意義，從製作《我們唱著的歌》這部紀錄片看出「新謠」的哪些侷限？目前新加坡當地的華語流行歌曲又遇到哪些困難？
我們面對的侷限，除了商業競爭，還有語言的尷尬。哪怕我們有這些侷限與困難，其實最重要及共同面對的挑戰，還是原創性的問題。我們還能不能創作出有爆發力的原創作品？我們的創作人對生活還持有敏銳的觀察與穿透力嗎？我們處在網絡時代，是跟全世界競爭了，我們更渴望看到風格鮮明的作品。每個時代都渴望聽到屬於那個時代的真誠的聲音。
欣：之後《我們唱著的歌》還會在台灣的戲院或是影展上放映嗎？
《我們唱著的歌》會在台灣的一些影展放映。會不會在台灣的戲院放映，這個問題由不得我回答，要看台灣有沒有人感興趣。紀錄片還是屬於小眾的，加上是外地題材，推銷起來需要花心思與創意，比較吃力不討好，是需要熱心的知音人的。我不知道台灣觀眾對關於新加坡音樂文化的紀錄片有多大的接受程度？
比較意想不到的是，中國觀眾對《我們唱著的歌》的反應出奇地好。如果不是因為中國每年對院商引進外國片子的數量有嚴格管制，那裡的發行商是很積極的。從中國觀眾的反應來說，他們很難想像有一天他們不能說中文了，對於方言的流失他們感同身受，看到海外華僑努力傳承母語文化他們感觸良多，並從中看到他們之前所不知道的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