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紀念館──王大閎對「中國」紀念性建築的現代想像

圖片說明：國父紀念館透視；圖片提供：徐明松

西洋學術思想，淵源有自；不是學得幾個名詞就可以了解的。五四時代的人以為如果把自己底舊思想全部拋棄，腦子裡便可以空出地方接受新的東西，但人的頭腦不是倉庫，這種想法犯了形式思想的謬誤。事實上如果我們自己沒有一套活潑、創造性的思想，我們是很難了解另一套不同思想的，我們甚至連那一套不同思想的特種都看不出來。因為，對另一思想系統深刻的了解，往往把它與我們自己的思想的特性，又自己思想的實際問題相互比照才能獲得。當然，我們文化思想界的貧瘠，與這幾十年的戰亂及政治經濟環境甚為有關，不過，這些外在因素並不如許多人想像的那裡大，文化結構解體所產生的思想混亂更具關鍵性的原因。


故事開端
我們先來看一段王大閎自己回憶的文字：「當初國父紀念館做了一個模型，就是原來的，搬到總統府去，有一位黃朝琴（註2），就是國賓飯店的老闆，以前，他跟我一起去看總統，總統看了，點點頭，笑笑，說很好，西洋建築這個是...，後來，看完了就走了，他也很客氣，他因為知道我是這樣一個個性。後來回到事務所，第二天還是第三天，他馬上派張秘書長給我打電話，他說總統有意見，你這個房子太西洋式了，要中國化一點...」（註3），從這段1965年10月王大閎贏得競圖後的回憶可知，1961年，即四年前故宮博物院競圖的夢魘又再度回來。不過這段回憶還是透露了些許值得探究的訊息，首先是當權者蔣介石對藝術創新的保守，不過這種囿限無關乎個人，在二十世紀初軍閥混戰的年代，這些軍人出身的梟雄型人物，不可能有太多對建築的美學品味，更何況是接受新思維。見過世面，亦在國外多年的蔣宋美齡主導的陽明山中山樓(澤群，1966)與圓山大飯店第一、二期(和睦，1961與1971)也都綑綁在意識形態的旗幟下，難有創新。其次是八位來自各領域的專家：黃朝琴(政治、外交背景)、盧毓駿(建築背景)、黃顯灝(工程背景)、沈怡(工程背景)、閻振興(工程背景)、朱尊誼(建築背景)、趙國華(工程背景)、藍蔭鼎(文化背景)，儘管審慎地經過三輪篩選式的投票，從11組一時之選的參賽作品中選出王大閎，其中領頭的主任委員黃朝琴儘管不是建築背景，但根據研究，發現他是一位有建築品味的政治人物，對建築設計、營造都極為熱衷，這樣的評審委員組合，應該還是能客觀地挑出不仿古、有創意的現代中國建築，無奈「業主」已「心有定見」，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第二個訊息是「…後來，看完了就走了，他（指蔣介石，作者註）也很客氣，他因為知道我是這樣一個個性」，這裡王大閎提到的「這樣一個個性」，當然是指他個人對設計的執拗，因1961年故宮博物院邀請競圖由王大閎獲勝後，旋即被當權者告知要修改造型，他就曾私底下回應過，「政治人物做政治人物應該做的，專業者做專業者應該做的」等類似的話，可以想見當時王大閎的心情，希望政治人物能相信專家的判斷，也透露出他對事情的失望。

王大閎提出的故宮博物院方案是現代且合理的，擺脫了長久以來「大帽子」或傳統宮殿式建築的困擾，儘管概念上還是來自密斯紀念性建築的作法，周圍有挑高的廊道，巨大、簡化、壯闊的，乃至具象徵性的屋頂，因此王大閎顯然只是在屋頂隱喻、構造細節與材料顏色的脈絡下找答案，架構還是西方的、密斯的，今天看來，他的轉化手法仍令人低迴。故宮博物院原始提案左右兩側有柱，前後則無，二樓以上為凸出的帷幕牆，王秋華建築師所說的玻璃太多不適合展覽空間（註4），指的可能就是一樓部分，二樓以上的帷幕牆猜測應該是斬石子的混凝土牆，其下再以外伸的樑強調出構件本身的力量，凸出量體的側牆則故意退縮，在轉角形成凹陷轉角，就像側立面上的柱子沒有完全上到量體頂端，也形成同樣的轉角凹陷。再回頭說，正立面與側立面玩了一個有趣、對偶性的柱位遊戲，因為正立面凸出的幕牆故意在柱位的投影線上內凹，凹的空間正好是一根柱子的大小，因此形成一個虛柱位，而側面則是被強化的實柱位，因此形成一個實虛的對偶性遊戲。

另外就是屋頂的倒傘狀結構。1960年代初，台灣做了不少此類倒傘狀混凝土屋頂的嘗試，無法確定王大閎是不是最早實驗者。1961年東海大學建築系系主任陳其寬（註5）也在助教華昌宜（註6）的協助下，小尺度地在東海舊建築系系館嘗試過，1963年的藝術中心更將柱子轉45度做更動態的運用，更別說張昌華（註7）在1969年清華大學體育館的大尺度實驗。有趣的是這兩位建築師也都跟故宮扯上關係，先是陳其寬在故宮指定黃寶瑜設計後，同是中央大學畢業的他給了不少黃寶瑜設計意見，因此必然也熟悉王大閎故宮提案的原始想法，我們可以大膽的猜測，或許陳其寬的東海舊建築系系館的靈感是來自王大閎的故宮博物院提案，或知識份子份子之間的相互討論與啟發。至於土木系背景的張昌華，嫻熟結構，五○年代曾與王大閎合作並共同使用中華路的事務所（註8），相信必定影響到土木背景的張昌華對設計的看法。不過從目前手邊文獻，可以確定是王大閎第一次在華人世界付予了該結構系統在形式上的意義，尤其在計畫案中的倒傘狀支柱不是一根柱子，而是一個有玻璃頂的採光中庭空間，讓室內增加了更多層次性的光影變化。至於為什麼要選擇這種倒傘狀結構？研判應該還是它的外挑曲線，因為反樑正十字交叉的結構系統，讓四個對角板面產生雙曲拋物線，是一個非常優雅的曲面造型，它更能抽象地指涉與中國傳統建築轉角反曲的關係。

此案可能也是大洪事務所第一次使用中國傳統九宮格平面，四十五歲的王大閎，正值創作高峰期，但計畫案就在「業主」與建築師僵持不下之際，突然殺出個程咬金，評審黃寶瑜推薦自己的事務所「大壯」提出方案，矯情地說，如果層峰認可新方案後，再由王大閎參照修改即可，可以想見王大閎怎麼可能接受今天故宮博物院這種完全仿古的做法呢？就在這種內外夾擊的狀況下，王大閎放棄了設計權，由「大壯」接手。

圖片說明：國父紀念館競圖模型正面；圖片提供：徐明松

抽象的隱喻亦或具象的表徵
1949年以後的三十年，兩岸儘管在政治立場上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但官方主導的建築形式並沒有很大的差距，多數都掉入王大閎批評的仿古建築中，以台灣來說，其中或有壓抑的「面具性」作品，像盧毓駿台北南海路上的科學館，就是不折不扣「外觀古典、內部現代」精神分裂的案例，或者修澤蘭(澤群)、楊卓成(和睦)等建築師一方面在以宮殿式建築陽明山中樓、圓山大飯店服務意識形態業主，一方面仍積極創作現代建，像修澤蘭的台中衛道中學教堂、楊卓成的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廠房 (RCA)等皆是案例；盧毓駿自然也不例外，一方面在文化大學大搞特搞他的大帽子組合拼湊式遊戲，一方面也在新竹交大博愛校區搞理性的現代建築；這種帶面具性的操作方式，一方面顯示出現實的困境，一方面也彰顯了創作心態的妥協與無奈，依此觀點，王大閎的國父紀念館仍挑戰了自己在兩年前關於仿古建築的立場。

1963年，國民黨中常會提出為因應孫中山百年誕辰興建國父紀念館之構想，隔年先成立了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進而設立國父紀念館建築委員會，「…除舉行通常慶典儀式並務使隆重而外，尤當著重在深入人心、流傳永久之設施，方足以使總理偉大人格、行誼與學說，益能感奮當代，啟發來茲。」（註9），由此可知興建國父紀念館的目的不僅在宣示正統性，也在教化人民，因此孫中山及與其相關事物便被召喚來參與盛會。在此特定背景下，建築師還有一個更複雜、不可逃避的問題需要面對：歐洲工業革命後，從十九世紀初開始的新形式論戰，至二十世紀初前衛主義崛起，西方花了百年時間思考現代性，東方自然無法避而不談。然而東方的現代性是什麼呢？

國父紀念館建築委員會提出的設計原則是：「應充分表現中國現代之建築文化，並採擷歐美現代建築之優點融合設計…。」，為節省審核時間，並未公開徵求圖樣，而是指定專家或洽詢曾應徵故宮博物院設計競圖之建築師參與，其中包括陳濯（革命先進陳少白遺族）、陳其寬、楊卓成、王大閎、黃寶瑜…等共十一組，皆為一時之選。（註10）1965年9月底截止收件，經過複雜不記名的三輪投票，於同年11月6日確認由王大閎主持的大洪建築師事務所勝出，得到的評語是「此設計具有創造性，於新穎中多少蘊有中國文化與傳統之生命，在視覺上更予人以『惠澤長流』之印象。」（註11）

從王大閎自己的創作年譜來看，1965年的國父紀念館的原始提案應該是不得不然的妥協，因為「巨人」（註12）仍在。如檢視1945年到1972年國父紀念館完工前王大閎建築語言上的思索，可以發現他採取兩條路徑做為設計的策略，第一條是採用密斯的空間架構，但氛圍或空間佈局回到或不回到「中國」，回到就儘量剝除可見的傳統符碼，像城市中庭住宅(1945)、建國南路自宅(1953)、日本駐華大使官邸(1954)、羅宅(1955)、故宮博物院競圖計畫案(1961)、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及禮堂(1961)、虹廬及四樓自宅(1964)、台灣銀行台北宿舍(1965)、良士大廈1970)、台灣大學歸國學人宿舍(1972)、鴻霖大廈(1972)皆是；王寵惠墓園(1958)、淡水高爾夫俱樂部(1963)、台富食品泰山廠房(1965)、亞洲水泥大樓(1966)、南港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1974)、慶齡工業研究中心(1977)等則是不回到「中國」，僅專心處理「語言」與環境的關係。另一條路徑則是面對社會或保守業主所提，平面仍儘量維持流暢的現代，但立面多採兩段或三段式，台基(兩段則無)、屋身、屋頂的傳統隱喻，譬如說台北監獄龜山新監總辦公廳(1961)、台灣大學地質工程館(1963) 、台大法商學院(1963)、國父紀念館(1965-72)、教育部大樓(1971)、外交部大樓(1971)皆是，這裡經常出現明示或隱喻中國傳統建築的符號。當然這種分類也不明確，作品多數搖擺在兩者之間，有時這邊多點，有時那邊多些，無法完全清楚分類。如果以1963年王大閎自己寄給老師葛羅培斯(W. Gropius)並附上建國南路自宅室內照片的事來看（註13），我們有理由相信，1963年以前，王大閎最滿意的作品應是建國南路自宅，其中可以讀到王大閎將密斯開放自由的平面融入傳統中國的氛圍裡，在1945年王大閎發表的城市中庭住宅中，所謂的「東方」還是以元素呈現，整體氛圍仍然是密斯的，但建國南路自宅（註14）往前跨了一大步，因為建築師在庭園與建築中發現了傳統，就像他自己說的：「它的神秘感很重要，中國建築與庭園的設計，往往善於使用『內造牆』、『外造牆』，讓你一眼看不透，一進再一進…」（註15）。

1963，同一年王大閎 還在成大百葉窗發表了〈中國建築能不能存在？〉一文，開頭這麼說：「既不贊成仿古的，更不同意抄襲西方的。因為這兩種途徑都會絕了我們中國建築的路。我們需要的是創造、是立在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基礎上的自我創造。沒有創造力，什麼文化都是不能健壯的發達」。隨後在1979年1、2月號合刊的建築師雜誌上又有這樣一段話：「我以前很反對、很厭惡虛假的清代宮殿式建築，現在我的看法改變了，覺得總比玻璃帷幕牆要有意義…」（註16），不過這不代表王大閎的觀念改變了，而是建築界讓他失望到願意接受仿古的宮殿式建築，這不正反映了台灣建築文化缺乏根植於民族文化的創造力？如果都是模仿，不如模仿自己的傳統，還可讓城市擁有一定程度的身份辨識(identity)，儘管帶一絲悲哀。

小女孩揚起的裙角
王大閎提案設計圖中，屋頂接近八字形，加上並不常見於傳統建築形式的廡殿或歇山，造型有點類似唐宋的官式烏紗帽，頗有新意，也符合所謂「採擷歐美現代建築之優點融合設計」。對王大閎來說，東方傳統建築的紀念性取決於水平延展的壯闊，如北京紫禁城便是以其層進、群落讓人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但國父紀念館是單棟建築，於是他改採西方古典或哥德式建築以高點的山牆面作為主要入口的理念，企圖讓單一建築藉由高聳、揚昇表彰其紀念性。雖然相較於之前故宮博物院提案，這個設計脫離不了宮殿式建築的窠臼，但在自知困境的妥協下，仍是做了勇敢的嘗試，特別是在新技術的運用上，還是脫離了中過去仿古建築不忠於材性的歷史主義。

12月3日舉行國父紀念館設計圖樣修正圖案研討會第一次會議，會中針對大會堂用途、造型外觀、結構等提出修改意見，其中關於「增加中國風味」的討論最多。對此，王大閎以〈國父紀念館設計立意〉一文理直氣壯地答辯說：「我國現代建築有三個方向可走。我們可以追隨現代西方建築，也可以抄仿我國古代宮殿式建築，或者創造有革命性的新中國式建築。…為國父紀念館設計的準繩，假如採用現代西方建築是很明顯的用不得體。如果抄仿我國古代（尤其是清代）宮殿式建築，則更不適宜，因為孫中山是推翻這類建築所象徵的滿清政治制度。我們唯一的方向是走向一種能表現孫中山偉大性格及革命創造精神的新中國式建築。」卻又在十二月八日回覆瞿韶華委員信件中說：「…弟現正遵照紀錄指示原則加緊研究修正中…。」

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掙扎，王大閎於12月30日呈給召集人黃朝琴看的國父紀念館模型「……自側面觀之，確已略具中國風味」。但修正之路迢迢，國父紀念館設計圖樣並未就此拍板定案。翌年一月籌備委員會階段性任務完成，全案交由新成立的國父紀念館興建委員會接手，而最後一關仍得等總統點頭認可。根據興建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1966年8月3日總統親自審閱設計圖樣、模型，並聽取主委王雲五、委員盧毓駿簡報後，由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轉知「總統指示，應在外型方面加強中國建築之色彩」。事實上，根據非官方紀錄，當時總統說的是「這是棟西洋式的建築」。

這一句話讓王大閎陷入困局，多次修改提案，甚至在1967年初提出一個仿宮殿式琉璃瓦屋頂的圖樣，但遭到孫科在內大部分委員的反對。最後定案的建物外觀儘管依舊形似中國傳統建築四面捲曲的廡殿，但在正面有突破之舉，拉起了一個掀開、伸向穹蒼的巨頂。這樣的屋頂曲線是王大閎反復修改、思忖良久才定案的。昂然拔昇的屋簷，打破了中國傳統建築屋簷線的穩定感，也為整棟建築增添了動感、雄偉的氣勢。但這個結果仍難讓總統滿意，直說正面的屋頂不應掀起。這一次，王大閎堅定地回應，孫中山既推翻滿清，自不宜用清朝的建築形式來紀念他，而且正面掀起所隱喻的正是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掀起革命的一角」。1967年8月10日總統批示可。1972年5月16日，主要工程完工，舉行落成典禮，由興建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雲五先生向政府呈獻，時任副總統建行政院院長嚴家淦代表接受。

多年後，王大閎回憶起長達兩年的國父紀念館設計圖樣修改過程時說，那屋頂是「小女孩揚起的裙角」的說法，顯然是一種自我調侃，不過關於王大閎對於中國屋頂的現代化想像，之後還會細究。2006年，策劃「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回顧展時，多次問大閎先生，最滿意的作品是那一個？他從不正面回答，有時還反問：「你覺得？」或「你說有就有。」之類的話，不過從各種訪談或文獻資料的跡象來看，有可能是胎死腹中的登陸月球紀念碑（註17）。

圖片說明：國父紀念館施工照片；圖片提供：徐明松

基地選址
國父紀念館的興建始末，政府表面上是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而興起國父紀念館的籌建之議，其實背後有複雜的政治因素。當時正值國共對抗，台灣又併入所謂美國冷戰系統中東南亞的防守鏈，再加上1964年對岸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導致國民黨不得不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68）相抗衡，不過這種兄弟鬩牆的意識形態遊戲從1949年以後就開始，六○年代以後只是這場遊戲的高潮而已。因此較早的國父紀念館或稍後的陽明山中山樓都肩負「…不僅供文化教育活動與發揚國粹，同時亦設為青年文化活動中心。整個計劃輔以整修海外故居、編印學說論著、籌募中山文化基金、以及配合慶典之各項活動，逐步形構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權正當性與典範式的集體記憶」（註18）的責任。

當年那麼具表徵性的一棟建築，自然選址過程也頗費周章，在曾光宗教授整理的國父紀念館建館初期之計畫決策與討論過程彙整表中（註19），1964年10月23日有一項「國父紀念館建築基地勘察」，其中兩點：
1. 勘察大屯山南麓土地（鄰近國防研究院圖書館）。
2. 台北市內勘察：大直北安路土地（位於劍潭山南麓）、南京東路十四號公園預定地、下埤頭土地（位於松山機場西南角）、敦化路土地（位於下埤頭土地之南）、及仁愛路六號公園預定地等五處基地。
3. 勘查結論為「國父紀念館建築基地，以大屯山南麓土地，甚為適用，惟如須建於台北市內，則以仁愛路六號公園預定地亦為理想」。

如果對照最後興建結果，由黃朝琴帶領的基地勘查專案小組對於第一次勘查結論顯然早有定見，陽明山最後委託修澤蘭建築師設計了國民大會代表開會的中山樓，而市區的六號公園則蓋了國父紀念館。儘管如此，黨內不同聲音還是陸續出現，如1964年10月31日的常務委員會第3次會議中，籌備委員會總務處就提報了從「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移送過來的相關文件，其中包含了「國父遺教研究會」所提出的「……館址最好利用台北市國父史蹟館現址，分五層建築，力求莊嚴、美觀、適用，以作為國父生平和革命史蹟之陳列，並同時作為三民主義學術文化活動中心」之建議，位置是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四十六號國父史蹟紀念館現址，今台北火車站東側出入口附近。1965年1月13日的常務委員會第5次會議中，一度決議「國父紀念館建築計劃，即由紀念館建築委員會以台北市介壽路台北賓館對面之土地為建築基地，迅即釐定構圖原則，進行設計，並擬定具體進度報會核議」。

國父紀念館的建築基地幾經波折之後，於1965年3月6日的常務委員會第8次會議中，決定「…以台北市仁愛路六號公園預定地為興建目標…」，並於1965年4月10日的常務委員會第9次會議中，決定「紀念館之使用與設計，待基地問題解決後，另行指定小組會同紀念館建築委員會共同研究」，進而於1965年5月15日的常務委員會第10次會議中，進一步地決定「關於紀念館之使用與設計，紀念堂建築基地之規劃，第六號公園如何配合設計，以及道路之拓寬與開闢，軍用鐵路之拆遷，及中山堂前國父銅像之遷建等問題，由王主任委員雲五等組成研究設計小組，負責研究並規劃辦理」。至此階段，有關國父紀念館的使用機能與規劃設計原則擬訂等工作，已統一地由新成立的「紀念館建築研究設計小組」負責。

從現有的選址文獻來看，未見羅列最初各擇定基地的優缺點，我們無法準確推斷基地勘查小組是如何考量各基地的適切性，但以台北市老城從清末到日治已定調的城市軸線來看，東區六號公園的出線並不令人意外，以台北為山河所圍繞的盆地地形，發源於西側淡水河河岸的城市，只能往東與北側發展，政治軸線早就設定為東西向(今之凱達格蘭大道接仁愛路)，日本人將神社設在基隆河以北的劍潭山又強化了南北向(今之中山北路)的宗教儀典氣息，儘管日治末期台北城往北只擴張到民族東西路附近，再過去今就是軍事基地、公園與日本神社，往東則推進到?公圳(今新生高架與金山南路)兩側，河岸右側除幾所學校、啤酒廠，多數還是農田。按信義計畫區的歷史，「其發展起於1976年，台北市政府變更國父紀念館以東地區(今基隆路以東)為特定專用區，目標為設新市政中心及次商業中心以引導都市均衡發展，疏解西區（台北車站、西門町一帶商圈）的商業擁擠並增進東區繁榮及居民都市生活之便利…」，如按這邏輯來看，國父紀念館的確有遠見的先導了台北市東區的都市發展。上個世紀八零年代信義計畫區剛推出時，台北核心商業區仍雲集在復興南、忠孝東的Sogo百貨附近，不過六零年代人口爆炸性的成長，城市紋理早已攻破?公圳防線向東挺進，像王大閎的建國南路自宅(1953)與虹廬(1964)都已在?公圳東側，九零年代，這股忠孝東路上的商業動力為國父紀念館與松山菸廠巨大的非商業都市團塊所阻止，限制在光復北路上，因此活動開始往介在復興南與光復南路間的都市南北區塊移動，此時西門町逐漸沒落，信義計畫區又不成氣候。1994年台北市政府遷入信義計畫區新辦公大樓，隨後各式商業辦公大樓、政府機構、百貨商場、高級旅館陸續設立，再加上2006年誠品信義旗艦店開幕，已完全底定信義計畫區作為台北東區核心的領導地位。此時介在信義計畫區與Sogo商圈間的國父紀念館意外的成為一塊未被商業沾染的綠色淨土，如果台北市有文化、有遠見，應該結合此刻正在啟動，日治留下松山菸場(今松山創意園區)（註20）及極具潛力的鐵路局台北機廠（註21），形構成一個人文創意網絡，讓商業不要氾濫在台北東區，適度為虛華不實的城市留下一個可沉思、可休憩、可呼吸的人文空間。

妥協與磨難
1961年「故宮」一案的挫敗讓王大閎在處理國父紀念館設計時做了退讓，過程卻依舊充滿磨難。他面對的業主除了「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籌備小組」、「紀念館建築委員會」外，還有握有最終決定權的國家領導人。而籌備小組、委員會諸公也各有定見。建築委員會盧毓駿委員在民國1965年5月21日建築研究設計小組第一次會議中，曾發言表示因職責所在，「……已先做了幾幅圖，對於公園的布置，紀念館的配置，一樓、二樓、三樓的設計，及全館外觀，均已繪在圖上」。除了大環境既定的認知趨向保守，委員諸公的主導意願也很強，國父紀念館一案難保不會重蹈故宮案覆轍。

儘管最後這個正面屋頂向穹蒼掀起的修正案獲得認可，然而王大閎很難不介懷。

他隨後在淡水艾斯赫工業公司廠房（1967）及台北中山北路福樂冰淇淋店（1969，已拆）兩個案子都做了類似的鋼筋混凝土屋頂反曲實驗，但之後這樣的屋頂造型就沒再出現過了。國父紀念館竣工前一年，他選擇在國外雜誌The Economic News以英文直陳：「從設計國父紀念館的經驗談起，我知道最初人們想採用清朝型式的建築，但這是錯的，因為清朝的建築表現的是奢華、腐敗，而晚清的腐敗卻是孫逸仙醫師致力一生要改變的。用這種建築紀念他會相當諷刺…」，但也坦言建築是服務業，因為「建築師是藝術家，同時也是商人。不像其他視覺藝術如繪畫和雕塑…，建築師不能一意孤行，必須尊重顧客。社會和經濟的壓力也對建築師有強力的影響，沒有其他的方式能逃脫這些壓力。」（註22）

這樣的認知是了悟，還是自棄？
多年後他再度以歷史上的帝王、霸主為例，撰文論述興建紀念性建築的用途與意義實為鞏固權力，（註23）或用嘲諷語氣提醒明智的讀者在台北街頭尋找富有政治意義的建築物。（註24）1984年，王大閎在中華日報發表的〈大失敗〉一文中寫道：「我在台北開業後，事務所在我主持下，曾設計過各類工廠十餘棟，包括成衣廠、食品廠、木板廠、化工廠、印刷廠等，對國家工業發展，也算有些貢獻。但是在事業上，我雖沒有失敗，卻也沒有成就。」，這篇抒發感情的雜文，讀起來令人著實傷感，1984年，王大閎職業生涯多數作品都已完成，尤其那些影響後代學子的建築早已在七○年代前提出，台灣這麼重要一位建築師，在晚年自況自己一生毫無成就，只是對產業發展有點貢獻，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自謙還是深刻的反省？自然國父紀念館也得排除在成功以外。

在思想條件與歷史環境條件未臻成熟的情況下，嘗試走一條新的道路，或期望能開創風潮，顯然並不容易。加上國父紀念館興建過程中經費拮据，必須陸續向外界募款，不僅造成發包困難，某些工程項目也被迫延後，或有建材因經費遭刪減而反覆修改，甚至原本外牆的清水紅磚因出現白華（註25）被迫換成二丁掛貼面紅磚，也違背了他原本「用料力求真實……以象徵國父生活樸素及其偉大革命精神」的原則。（註26）但王大閎仍不改其耐心，堅持所有細部品質，光是迴廊的美人靠欄杆就花了十多天、畫了無數張草圖研究造型，斬石子也得先行試作，經監工同意、王大閎親自點頭才得以施工，因為他始終認為「在現今的經濟環境，我們可以用現代的建材來滿足經濟和社會的需要，同時維持中國的文化和色彩」。

王大閎看似完成了國父紀念館這個挑戰，但從設計到施工所面臨的種種變異和妥協，這個案子在他心裡激起了多少波瀾，逼迫他認清現實環境與內心理想的差距，除了訴諸文字的建築議論外，或許只有生活透露了些許端倪。據說從國父紀念館競圖開始到竣工前這七年間，王大閎回到虹廬家中修剪屋頂庭院枝椏完畢後，便獨自關在書房內，少與家人互動。沉默，興許是為了抵抗內心的雜音；孤絕，可能是為了避免回應他人的關心。面對龐大體制和意識形態的牽制，他悟出了建築是為政治工具的道理，唯一可以脫離此一宿命的，要不往心底深處去（文藝創作），要不就得往虛幻或未來裡去（登陸月球紀念碑、科幻小說）。

設計與施工
「興建當時的台灣經濟並不豐裕，美援也剛剛於1965年中結束。興建紀念館的經費是從各界陸續募款而來，工程款無法一次籌足，因此發包作業捨棄了統包的方式，而是採用分期分包的方式進行。經常因為經費不足而把某些工程項目列在後期進行或刪減經費」（註27）。1972年完工後，屋頂漏水始終不斷，歸因於當時經費拮据，防水工程未妥善處理。梁銘剛一文對國父紀念館這一部分續有追蹤，譬如說，工程主要分四期發包，1968年開工典禮後先進行第一期基樁工程，由新台灣基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1968年3月11日簽約，同年5月3日開始施作，至年底11月29日完成（註28）。但因部分施工問題，遲至59年6月5日驗收完竣。第二期結構及建築主體工程於1969年10月11日開標，由毅成建設有限公司承包。大宗建築材料由興建委員會供應，包含鋼料、鋼筋、水泥及鋁門窗。1970年2月鋼料開標，由日商中東企業株式會社得標；同年5月1日第二期建築工程正式開工。鋼筋由唐榮供應，水泥由台泥等六家供應，鋁門窗由台鋁議價供應。「第三期室內裝修工程也由毅成建設有限公司承包。給水衛生設備工程與電器設備工程均由華通工程行得標。空調設備工程由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大會堂舞台照明燈光幕景設備等，由日商松村電機製作所得標。大會堂坐椅、窗簾及貴賓室傢俱等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工廠議價承製。第四期為室內傢俱設備，包含電梯、廚房設備、傢俱、窗簾等」（註29）。

整體造型拍板定案後，大洪建築師事務所這邊菁銳盡出，務必在細部設計上盡心盡力，台灣這六十多年來的眾多公共工程裡，國父紀念館絕對是品質最好的公共建築之一，尤其是細部設計還掌握了現代建築少有的手工性。王大閎記得，建築設計與施工圖的團隊中，參與很深的主要是潘有光先生（註30）：「有關國父紀念館設計的時候，潘有光先生一直參與著，包括草圖，從西洋化改到中國化的時候，他也很傷腦筋，他說，怎麼改法，後來他還花了很多時間，做詳細的細節的圖，潘有光先生的功勞，他對中國建築比我更有研究」。 王大閎並對潘有光先生讚譽有加，認為 ：「他的設計也好，不但是畫圖好，設計也好，他實在是貢獻很大」（註31）。顯見潘有光當時帶領了事務所一組人員發展細部設計，像邱啟濤、金石開(King Sky)、黃政雄、賴昌壽、陸文興、林義男、黃有良等人。今天姑且不論屋頂造型到底突破多少，從技術的角度看，王大閎「盡量」忠實鋼骨建築的「材性」，既避免了掉入仿中國古建築的困境，也躲開了歐洲新藝術運動設計師違逆鑄鐵材性的做法，不過這是相對性的論述，如果按1851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園藝工程師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設計的大型展覽館水晶宮，國父紀念館自然還是脫離了鋼構造的「材性」，只是為滿足「不合理」曲線屋頂的造型，如果相對於2008年Herzog & De Meuron在北京完成的「鳥巢」，那國父紀念館又合理多了，當然本文無意討論國父紀念館構造合理性的對錯，之前已說過王大閎在此案的磨難與妥協。但當我們細看王大閎在國父紀念館鋪陳的細節，你就會發現他雖有百般無奈在整體造型上，但幾個主要的空間及細微處仍試著擺脫抄仿的傳統，譬如說迴廊同時保持了兩種尺度的空間，一是巨柱與牆體間的高大的紀念性尺度，一是巨柱與「美人靠」欄杆間的親切尺度，也就是說人在巨柱兩側竟可以感受到兩種對立尺度的並存，這在密斯的紀念性建築也未見，懷疑是中國傳統建築遺留的經驗。另外屋頂反曲的飛簷，不再以走獸裝飾屋脊，改以抽象的龍頭飾之；簷下挑樑也在合理的範圍內簡化華人慣用的裝飾性圖案說故事。細部設計則處處用心，首先是四周迴廊的欄杆，創意的轉化了經常出現在中國庭園建築的「美人靠」，高度適宜、台面寬闊，可將雙手攀靠其上，亦可將腳弓抬於「美人靠」的凹陷處，非常符合人體工學。至於室內地坪(40公分x 40公分)材料為搗擺觀音山石地磚，室外地坪(45公分x 180公分)原設計為觀音山石，後改為斬碎觀音山石斬假石，「美人靠」欄杆亦採斬碎觀音山石斬假石，所以主要色調遠看有點暗灰色石材的味道，近看則有斬假石細緻的手工味，這點頗符合日本現代建築第一代建築師村野藤吾(Togo Murano)對建築的詮釋，所謂「遠看是現代建築，近看則是歷史建築」。

圖片說明：國父紀念館完工樣貌；圖片提供：徐明松

屋頂的文化表徵
雖然我們在前面已提及王大閎所採取的兩條研究路徑，但這裡還是覺得有必要對他的屋頂論提出看法。1961與1965年的故宮博物院與國父紀念館計畫案讓王大閎陷在「屋頂」創作的險境裡，這是他在〈建築與政治〉一文所想表達的。當我們細心回顧六○年代前的王大閎，發現他對中國屋頂並不怎麼感興趣，起碼中國要變成話題是應該抽象感受，而不是用「看」的，這當然是知識份子的天真想像，一般當時中國社會的集體想像自然不同於知識份子，尤其是那些喝過現代洋墨水的知識份子。所以我們在1953年的建國南路自宅、1954年的日本駐華大使官邸、195年的羅宅，乃至1958年的幾批中興新村省政府宿舍等這些六○年代前的作品中完全讀不到他對中國屋頂的關注，如果硬要算一件，應該是幫劍橋同學Michael Sullivan設計卻未實現的蘇利文宅(1956-60)，是一個六邊形平面、屋頂有摺板的兩層樓住宅。有趣的是，幫外國朋友設計房子，卻思考中國，蘇利文教授專研中國藝術史，娶中國老婆，是不是他以業主的身份希望王大閎為他設計一棟清晰可辨的中國現代建築？這已不易查證，不過從邏輯判斷是有可能的。

六○年代以後，王大閎開始接觸大型的公共建築，可能不得不思考建築物文化表徵(identity)的問題。故宮博物院計畫案當然是一個重要起點，同年的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簡稱一活)及禮堂計畫案是另外一個有趣的嘗試，可惜後者原三棟群組只蓋了一棟學生活動中心。一活為摺板式屋頂，正面有直達屋頂高二層樓之柱廊。摺板屋頂在西方現代結構系統裡是一種常見的語言，多用在大跨度的廠房，而王大閎別出心裁地對約定成俗規範的再思索，一再透露他俯拾皆是的創意。他如何突破常軌？首先是摺板高點比低點還往外移出數十公分，頗有另一飛簷之勢，底下的樑也因其上兩側摺板外懸形成鈍角，讓柱、樑、摺板共同形成一個有木構造意味的細部設計；最後正面兩側摺板忽地在高點停止，亦形成了一個輕盈飛翔的線條，兩者都加強了摺板屋頂與傳統屋頂的有趣聯想，但又不乏創新。而位於一活旁、軸線上的台大禮堂計畫案，同樣使用摺板結構，但為更複雜的上下交錯的摺板，左右則形成一個巨大的三角拱，圍塑出一個中間沒有任何落柱的大跨度空間。更有趣的是，整個外形酷似一頂唐宋官帽，它那上下交錯的雙摺式屋頂，在立面讀起來宛如紙摺般的優雅，完全沒有鋼筋混凝土構造上的笨重，側面則帶點哥德式建築的況味。

隨後，從1961年的台北間監獄龜山新監總辦公廳、1963年的台大地質館及法學院圖書館，屋頂改以懸挑屋頂板，下方再佐以裝飾性的成片小樑(像台大地質館)或合理的懸樑(如法學院圖書館)，宛若木構造屋頂的出簷，此時三段式的屋頂扮演的角色減弱，換屋身粉墨登場。而1964年的虹廬，屋頂隱喻進一步演化，改以懸挑的女兒牆代之，做法是在原女兒牆位置立小柱抓住懸吊與分離的女兒牆，如此一來女兒牆既可抽象隱喻中國屋頂，隱約可見的小柱則可繼續模擬出簷的木構造。有趣的是，從設計的觀點看，虹廬的精神狀態比較接近建國南路自宅，皆以空間氛圍取勝，與傳統的關係小心而謹慎，抽象且不過，或許是跟建築師自己使用有關。虹廬當然也是購地自建的自宅，公寓蓋好後，四樓做為第二個自宅，其他出售，這種集建築師、業主於一身的狀況，創作的純度升高，不過這畢竟不是台灣建築生產的常態。1971年的外交部辦公大樓最後一層宴會餐廳以倒L型深灰色斬石子遮陽來抽象地影射中國斗拱，是王大閎屋頂論的另一詮釋，坊間一說王大閎抄自1933年上海華蓋建築事務所為國民政府設計的外交部大樓，當時華蓋事務所主要領建築師趙深、童雋、陳植考慮到宮殿式建築造價過高，於是在既不抄襲西方建築樣式，也不照搬中國宮殿式建築的做法，而是根據現代技術和功能的需要採用「經濟、實用又具有中國固有形式」的特點，設計了新民族形式的建築，按這一說法，王大閎在面對台灣外交部的切入手法是與它相同的，但在形式處理上，王大閎的「新斗拱」儘量放棄沒必要的裝飾，改以構造上遮陽、遮雨與「滴水」的需求，一則是機能考量，二則用來指涉傳統，相較於國民政府南京時期的外交部大樓，台北的這棟看起來更加優雅與宏偉。

圖片說明：國父紀念館競圖模型全景鳥瞰；圖片提供：徐明松

後續
1975年蔣中正去世前，台灣多數公共機構，清一色是宮殿式建築。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國共內戰的所衍生的意識形態，已於執政初期開展，像五○年代台北植物園內的南海學園計畫，興建了國立歷史博物館(1956)、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1957)與國立科學館(1959)，隨後六○年代又有故宮博物院(1965)、前面已提到的陽明山中山樓(1966)與國父紀念館(1965-72)等大型宮殿式建築。六○年代中為反制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將這波意識形態推至高點，因此陸陸續續妝點了更多宮殿式建築，像明水路的忠烈祠(1969)、劍潭山上的圓山大飯店增建(1971)、松山機場擴建(1971)、中正紀念堂(1980) ，乃至時序都快進入九○年代的台北火車站(1989)都還在「戴帽子」。即便今天來看，國父紀念館非常不同於一般宮殿式建築，但仍可視為此一脈絡的延續。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王昭藩建築師（註32）完成於1981年的兩個作品，高雄市的中正文化中心(現為高雄市文化中心)與台北的善導寺，及高而潘建築師（註33）1983年的台北市立美術館，前者試著放棄大屋頂，但掉入了斗拱與木構造象徵過量的繁瑣意象，後者雖從傳統三合院立體化、木構造堆疊轉化而來，但不易讓人聯想到跟傳統的關係，也就是說，出來以後就回不去了，跟傳統臍帶的連接只能透過新的論述或說故事的方式產生，猛一看，是一棟沒有明顯文化身份的現代建築，不過，她還是一棟友善、實用的現代美術館。

1972年國父紀念館紀念館落成時，台灣仍籠罩在威權的制度下，主要媒體一片讚美之聲，到是王大閎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有抱怨之聲（註34），他提到兩點困難，一是主辦人在籌措經費時所遭遇的困難，當時經費是向各界募款，斷斷續續進來，也不充分，導致建築師必須樽節預算，經常捉襟見肘，另一則是工期太趕。接著還含蓄的談及「建築師與業主必須彼此尊重」或營造廠低價搶標導致施工品質不佳的問題。最後還抱怨了國父紀念館在走廊上放垃圾桶，減損了紀念性建築的莊嚴。近年他還曾提及在國父紀念館四個轉角所栽植的巨大龍柏遮掩了仰頭觀望轉角起翹的美麗線條，館方理由竟然是風水，可見現代化是一條漫漫長路。

至於專業雜誌的評論（註35）竟然遲至八○年代末才出現，由抗戰時期中央大學(今南京東南大學) 建築系畢業的資深前輩林建業建築師撰文點評(以下稱“林文”)。不過八○年代初我就讀台北工專時，偶而會聽到老師私下評論國父紀念館，不過真正嚴肅的評論就算這篇。嚴格來說，該文只能算是一位建築師對另一位建築師作品的評品，多數都落在構造合理性所延伸的美學上，不是一篇對歷史脈絡交待的評論。譬如說林文在談及王大閎與密斯的繼承關係，相當缺乏論述基礎，對密斯的評價充滿主觀臆測，失之偏頗。到是分段談了不少建築構造或視角尺度的問題，無論同意與否，都值得參考與進一步討論。譬如說林文提及：「國父紀念館…從中遠距離來欣賞都不夠應有的份量與偉大」（註36），這當然是紀念性尺度拿捏的問題，還有中國建築除塔外，紀念性向來是以水平延展的廣闊示人，只有靠近會感受到可能的巨大尺度，再加上國父紀念館只是一棟建築而不是有群樓相扮，亦不是陵寢，所以這樣的寬高比還是比較中國的，也就是說寬度不增加的狀況，也不好再拉高高度。因此在廡殿的屋頂傳統架構下，王大閎才想翻起正面，類似西方建築山牆面高點進入的做法，來揚昇軸線上的紀念性尺度。今天看國父紀念館，就正面最輕盈與優雅，宛如官帽、宛如飛鳥，逐步從仁愛路走近，還是可以感受到迎面襲來的紀念性尺度。記得有一年台灣知名建築攝影師張敬德拍了張國父紀念館正面有倒影的黑白照片，王大閎誇說張建築師拍出了國父紀念館最漂亮的一面。隨後林文再對正面翻起的屋頂結構提出質疑：「中央三個柱間抬高突出後，有增加氣勢及加強正面及中央的效益，但兩側出簷及側翼相交處的第二支屋頂小梁都超出該柱間2/3的分割點，使得出簷部份受到拘束而感委屈，很可能是施工不慎的不良後果，又該間額枋懸臂長達該柱間2/3上下，霍然而止於兩簷相機交處下，然斷面沒有任何變化，看起來不免令人打一個問號？…」（註37），此處談及的問題的確是構架的難處，這些曲形樑顯得不夠誠懇與囉嗦，尤其室內大廳更容易干擾肅穆的致禮，這也是為什麼同樣的問題不會發生在密斯的作品中，因為形式的出現背後是合理的構造與需求，而國父紀念館的「仿古」與新技術是衝突的，建築師在意識形態的制度下，沒有太多選擇。

逃避與救贖
在此脈絡下來檢視從故宮博物院到國父紀念館計劃案的創作過程，只能說王大閎回到更真實的社會，所以剩下的只是在磨難的妥協中維持創作品質，整個國父紀念館設計、施工期間，王大閎回到家中，整理完屋頂花木、用過餐，就將自己深鎖在自己的世界裡，悠遊在其他事物上（註38）。

王大閎有三個心願，譜一首好曲子，寫一本好小說與蓋一棟好房子。曲子已經完成了，在誠品書店董事長吳清友陽明山自宅演奏過；一本好小說也寫完了，最近由典藏出版社印行的科幻小說《幻城》，這是一本已寫了超過一甲子的科幻小說，使用英文，過程當中字斟句酌、塗塗改改，我們在手稿中發現了封面，由書名《Phantasmagoria》構成的魔幻三角形，封面底部則由C. Bartholomew 與 D. Wang兩位作者署名。除封面外，我們還發現了致讀者的前言，裡面提到了前生(西元3069年)乘坐Medusa太空船遊歷太空的小孩的回憶；至於一棟好房子，可能是始終未完成的登陸月球紀念碑，不是國父紀念館。

這座王大閎1960年底完成，至1974年仍陸續思考、修正的提案，對王大閎來說，始終是個遺憾，早在人類還未登月之前，王大閎已經浪漫地在思考如何建構一座紀念塔來紀念這人類歷史的一刻。1969年，登陸月球成功，王大閎再度對他的模型做最後的修改，並將此一構想發表，同時對美國方面進行初步的接觸。1969年12月號Progressive Architecture雜誌登了一篇專文，介紹這一個紀念碑，獲得美國建築界的普遍好評。

紀念碑全高252.71呎，每一呎代表一千哩，象徵月球與地球之間最大的距離252710哩。紀念碑由兩片高窄的碑塔組成，矗立於一個方形的基座之上，底部由兩個半圓形圍成一間直徑三十呎的紀念堂。半圓體的兩端再以雙曲面拋物線的方式向上逐漸轉九十度，直至一線天。正、背面觀之，都明顯有女性性器官的隱喻，室內觀之，更有洞穴的意象。這種表面以純潔無暇，宛如人類伸向天空獲取月亮的想望，其實背後也隱含了作者在職場與個人成長的多重渴望與焦慮。
就是這種內部衝突，登陸月球紀念碑因此在激越的衝擊與永恆的感恩間搖擺出宗教情懷，讓王大閎能暫時忘卻國父紀念館現實的困境，獲得救贖。「只可惜興建登陸月球紀念碑預算高達六千萬，即便籌備委員政商關係良好，募款結果並不如人意。商品化時代來臨，物質重於精神，王大閎不免有「我們有錢建造一百座工廠和飯店，但卻不易籌經費來造一座教堂或一座捐贈給友邦人民的紀念物」的感嘆。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這個提案終告落幕。萬萬沒想到的是，在國父紀念館之後，這個無關利害、只在乎純良美善的紀念性建築之所以失敗，竟然還是脫離不了「政治」因素」（註39）。


註：
1.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聯經，台北，1985
2.黃朝琴（1897年10月25日－1972年7月5日），出生於臺灣省嘉義縣鹽水港（今台南市鹽水區），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在日期間曾與友人創辦《台灣民報》。之後再前往美國留學於伊利諾大學，1925年加入中國國民黨，翌年獲得政治學碩士，台灣外交、政治人物。歷任首屆台北市市長、第一銀行董事長、省議長，為台灣1950年代「半山」派的政治人物代表。另外，雖然非建築專業出身，但黃朝琴對於建築有其獨到的見解與興趣，曾被稱為「無執照的建築師」。
3. 王大閎，記錄於〈東海大學王大閎研討會會議記錄〉，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系，3/22下午(2)。
4.王秋華，1925年出生於北京，知名建築師。1942年進中央大學建築工程系，1946年赴美進入西雅圖華盛頓大學，1948年就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建築暨都市設計研究所，畢業後，加入老師古德曼的建築師事務所，1975年進一步與古德曼建築師成為夥伴，共同成立聯合事務所，1979年自美返台，是台灣那一代少數的女性建築師。父親王世杰，1961年時擔任故宮博物院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當時台灣評審選出王大閎作品時，他為求慎重，請當時在紐約的女兒王秋華找了幾位紐約知名建築師做複審，共同的意見仍認為王大閎的提案最好。
5. 陳其寬，1921年生於北京，2007年卒於舊金山。台灣知名建築師，國際知名畫家。1944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建築工程系，1948年入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1951年任麻省葛羅培斯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 1952年任教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1960年任台灣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1980年任東海大學工學院院長。美術史學家吳訥孫讚譽陳其寬在繪畫上的成就為「三百年來第一人」。
6.華昌宜，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退休教授。1956年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工程系畢業，1966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都市計劃碩士，1972年再取得美國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都市及區域計劃哲學博士。成大畢業後，曾任職大洪建築師事務所(1958-60)及 東海大學建築系助教(1960-63)。
7.張昌華，1908年生於焦作，2009年卒於台北。長於北平，待過蘇州，祖籍江蘇吳縣。1925年進入清華大學工程學系就讀，1929年畢業，1932年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回大陸後歷任公職，戰爭期間成立華泰建築師事務所，隨後應美軍要求改為華泰營造廠。亦曾任教西南聯合大學土木系。1948年隨國軍撤退來台。清大在台復校後，再次應邀張昌華將營造廠改回事務所，協助建校事宜。清大每年校慶他都受邀，因為他是在台灣最老的校友。
8.在2006年7月15日的張昌華訪談中，張昌華提到王大閎1952年底來台後，大洪建築師事務所數年曾寄居(或合作)在張昌華在中華路中華商場的舊址華泰建築師事務所(1954年華泰營造改成華泰建築師事務所)裡，五○年代末因拆帳問題不清而結束了關係。
9.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463次會議記錄。
10.競圖截止時陳其寬建築師並未送件，陳濯及楊卓成則各送兩件設計圖。
11.國父紀念館競圖相關文獻資料請參閱《國父紀念館建館始末–王大閎的妥協與磨難》，徐明松編，國父紀念館出版，台北，2007年。
12.蔣介石1975年過世。
13.日本京都大學博士班研究生郭聖傑曾於2011年曾去函葛羅培斯基金會取得幾張建國南路自宅的室內影像及一封王大閎寫給老師的英文信。
14.建國南路自宅已拆，但在建築界幾位資深前輩的奔走下，目前已初步確定重建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南側的美術公園內，由民間募款籌建，已於2017年興建完成，並於2017年7月6日交由市政府文化局管理。
15.出自《建築師雜誌》，王鎮華、王立甫、黃模春、李俊仁等人對王大閎的訪談，1977/12，三卷?十二期，頁38。
16.王大閎，〈中國建築能不能存在？〉，發表於成大建築《百葉窗》，1963年第四卷第一期。
17.根據陳邁建築師訪談提及，九○年代末已退休的王大閎曾拿著登陸月球紀念碑的計畫書給他，希望有機會還是能蓋出登陸月球紀念碑。另從出土的大量草圖、施工圖亦顯示，從1965年左右至1974年左右，他不斷地局部修改陸月球紀念碑的細部設計，念茲在茲就是希望作品完美無暇。
18.《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孫中山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編輯，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台北，1966年。
19.曾光宗，〈一段建築史話－國父紀念館建館初期之建築計畫歷程〉，《國父紀念館建館始末–王大閎的妥協與磨難》，徐明松編，國父紀念館出版，台北，2007年。
20.松山菸廠建於西元 1937 年，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松山菸草工場」，台灣菸草專賣制度開始於日治初期的 1905 年 （明治三十八年），菸草的種植、加工及銷售均在政府控管之下，是當時台灣總督府為彌補稅收不足而實施的財政措施。1930 年代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1937 年發生中日抗戰，捲菸除供應台灣市場所需，也外銷華中、華南及南洋地區，供不應求，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於 1937 年在台北市松山地區興建「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場」。松山菸廠是台灣現代化工業廠房的先驅，同時也是第一座專業的捲菸廠。規劃時即引入「工業村」概念，重視員工福利，附設有完整的勞工福利設施，如：員工宿舍、男女浴池、更衣室醫護室、藥局、手術室、福利社、育嬰室、托兒所等。
21.臺北機廠鄰臨松山菸廠北側，隔市民大道相望。廠區興建完成於1939年，原本位於臺北府城北門西北邊的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北工場遷入此處。二戰後成為臺鐵首要的車輛基地。該機廠主要業務為電力機車、電聯車、柴電機車及客車車廂的保養與維修；有時也會進行車廂的改裝或改造（像是將平快車改造為冷氣平快車）及新車的內部裝設（如柴聯自強號及太魯閣號）。早年曾經新造火車車廂，並出口到泰國。機廠內設有一座自機廠落成時留存至今，設計風格受到現代主義影響的員工澡堂，目前已經被列為臺北市市定古蹟。
22.〈對建築和建築師的一些想法〉，1971年，陳映洲譯。
23.〈建築是政治的工具〉，台北工專工程學術叢刊12，1981年。
24.〈政治與建築〉，自由時報，1990年。
25.水泥水化物中的氫氧化鈣Ca(OH)2溶於水滲過混凝土表面而析出，再與空氣中二氧化碳CO2生成碳酸鈣CaCO3，固著於混凝土表面並呈白色，此種現象稱為混凝土的「白華」。
26.參與國父紀念館決策的總統府祕書長張群委請王大閎設計、於1977年完工，在士林官邸西南隅的自宅，外牆就是採用清水紅磚。
27.梁銘剛，〈設計的轉折與堅持──從國父紀念館現存興建圖說檔案中檢視相關團隊之互動〉，《國父紀念館建館始末–王大閎的妥協與磨難》，徐明松編，國父紀念館出版，台北，2007年。
28.國父紀念館興建委員會第八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日程，1969/3/5。
29.同註19
30.潘有光，成大建築系畢業，成大前曾讀過機械系，當過水手。成大建築系畢業後，任職大洪事務所多年，後跟漢寶德共同成立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後自己再獨自成立光大建築師事務所。是王大閎的得力助手。
31.王大閎，「潘有光先生我是很佩服他的一位，因為他是學機械的…他畫的每一幅建築圖都像畫機械一樣精密，真的我不是像他們這樣吹牛，我講的是真的話，非常重視他的圖，他的設計也好，不但是畫圖好設計也好，他實在是貢獻很大」 。記錄於《東海大學王大閎研討會會議記錄》， 3/8下午(2)。
32.王昭藩生於1931年，卒於2006年。1946年隨父親王益滔教授（曾任台大農學院教授兼院長）來台，1951年考取台南的省立工學院建築工程系，1956年畢業，1964赴美國克蘭布魯克學院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後在美國日裔美藉建築師山崎實事務所工作。1973年舉家回國，受聘為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所客座教授。主要作品有高雄市議會、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台北善導寺、台大工學院綜合大樓、台大農學院綜合大樓、台北市農委會大樓和台中市高等行政法院等等。其中台北善導寺大樓、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被公認為是以木構架抽象元素表達現代東方建築神韻的重要作品。
33.高而潘，台灣戰後重要台籍建築師。1928年6月10日生於出生於望族世家，祖籍?福建安溪，來台後定居於今日的景美街，之後搬到台北的永樂町（今迪化街）。1946年，高而潘進“台灣省台南工業專科學校” (今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後任學助教至1955年。隨後再任職殷之浩的大陸工程與關頌聲的基泰工程司，1960年短暫待過日本，跟隨佐藤武夫與前川國男等重要日籍建築師。1966年獨立創業至今。代表性作品有陽明山林公館(1969)、新淡水高爾夫球場俱樂部(1969)、台中張宅(1979)、月裡山莊 (1981)、華視大樓(1982) 、台北市立美術館(1983) 。
34.中央日報，〈國父紀念館?萬人瞻仰──訪王大閎建築師〉，1973年4月28日
35.林建業，〈評國父紀念館〉，建築師雜誌，1987/12
36.同註35
37.同註35
38. 2006年6月訪談王大閎現任夫人林美麗女士，談及這段往事。
39.徐明松、倪安宇，〈遙望茜莉妮〉，見《王大閎──靜默的光，低吟的風》一書第六章，遠景，台北，2012/5

【延伸走讀】
一探王大閎建築師的建築實踐「住宅空間」
達人老師：徐明松
走讀時間：2017年7月22日（六）
參訪景點：外交部（外觀）
　　　　　張群宅（外觀）
　　　　　王寵惠墓園
　　　　　牛天文宅（外觀）
　　　　　弘英別墅（外觀與屋頂）
　　　　　陳重義宅（外觀）
報名連結：http://bit.ly/2sV3BU9
報名電話：02-87939671

一探王大閎建築師的建築實踐「公共與商業建築」
達人老師：徐明松
走讀時間：2017年7月30日（日）
參訪景點：台灣大學法學院圖書館
亞洲水泥（外觀）
　　　　　鴻霖大廈（外觀）
　　　　　東門基督教長老教會（外觀）
　　　　　良士大廈（外觀）
　　　　　舊外交部長官邸（外觀）
報名連結：http://bit.ly/2uaQE83
報名電話：02-87939671


【延伸閱讀】
>走讀筆記-王大閎建國南路重建案行動講堂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102437-live
>台灣現代建築的朝聖地–王大閎自宅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8906-live
>青年建築師的畫像──王大閎的養成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126663-Dahong
>建國南路自宅──在密斯的語境中探索華人住宅的現代性
https://solomo.xinmedia.com/archi/127275-Da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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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圖片提供：徐明松
整理：王進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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